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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类型注文，可能出自孙氏手，也可能是崇文院本付刻时，由“馆阁”所作的“校勘”，也可能北宋初期以前历代钞本的某些钞者所附。而崇文院本以后个别刻本．虽间或另有校注(如渐西村舍刻本)，但其另加的注文，非一般版本所通有；且大都有所声明。不会彼此混同。无论如何，这一部分注文，显然不是著者自注。 (3)第三类型注文，肯定是本书著者自注。这类型注文占全部注文中最多数、且最．重要的位置。它的特点是：A．注文与正文同一口气，往往彼略此详，互为补充(上文所述例证，足见一斑)，除著者外，他人确不易做到。B．注文中显露出的注者身份，宛然与著者同为一人。如：《耕田篇》引赵过三犁共一牛法，注称：“案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种谷篇》述区种法，注称：“……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种蒜篇》述蒜种变异，注称：“今并州无大蒜，朝歌取种，一岁之后，还成百子蒜矣……芜菁根其大如碗口。虽种他州子，一年亦变。……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山东谷子人壶关上党，苗而无实，皆余目所亲见，非信传疑。”《养羊篇》述越冬积茭法，注称：“余昔有羊二百口。茭豆既少，无以饲，一岁之中，饿死过半。……余初谓家自不宜，又疑岁道疫病。乃饥饿所致，无他故也……”。这些注文，或对正文引用语表示意见，或引证乡土事物和身历、目击、耳闻的实例来说明正文，语气绝类正文著者自道。特别是注文提到的“刘仁之”，《魏书》、《北史》都有他的传记，正与著者同时。显见写这类型注文的，无疑就是著者自己。C．在某些标题或其正文下，往往以注文说明写作用意或凡例。如：《种谷勵标题下，注称：“稗附出，稗为粟类故”。又正文：“凡谷田绿豆底为上”句下，注称：“常见瓜底不减绿豆。本既不论，聊复记之”。《蔓菁篇》正文：“拟作干菜及蘸菹者”句下，注称：“蘸菹者后年正月始作耳，……其菹法列后条”。《种竹篇》正文前，注称：“中国所生，不过淡苦二种，其名目奇异者，列之于后条也”。《饧铺篇》标题下，注称：“……然则饴餔可以养老自(饲?)幼，故录之也”。《五谷果蓏非中国物产者篇》标题下，注称：“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如此等等，反映出都是著者自述而不会是著者以外的他人所庖代。D．注文引用不少当时或当时以前的农谚，与著者自序声称“爰及歌谣”的编写凡例相应。显然当是著者手笔。 E．注中有注，或释注文的音，或校勘注文的文字(例见上文)。可见后人替这部书作“音义解释时，早已有了这类型注文。这也是原来这部分注文出自著者手笔的又一旁证。 (4)第四类型注文，实际就是正文，可能由于后人辗转传钞或写刻时，误作双行小字，才变成了注文形式。这种文注淆混的例子，古书往往不免。钱曾《读书敏求记》自题其藏本《齐民要术》称：“注文删落颇多，如卷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原系细书夹注，竟刊作大字，文注淆混”，就是一证。 最后，还得指出：这部写成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齐民要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最早、最完整保存下来的农业科学技术文献。按照列宁“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的话作评价标准，本书无疑是有其卓越功绩!它不但体现出当时和当时以前广大劳动人民长期所创获的优良传统，而且还能突破传统，有其新的创获，对后世，对农业科 ——————————————————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 学技术迈向“新长征”的今天，有其一定影响，有其“借鉴”和“启示”作用，有其不能割断的历史关系。为了进一步对本书进行更好、更深入的研究，对上述五个问题都不容忽视。由于这些问题，一向缺乏足征文献，颇难找出肯定答案。本文虽经一定摸索历程，但限于个人水平，在若干方面，仍感欠详、欠明、欠当，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共同再三探讨!（作者：梁家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