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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政绩考核，实为虚文。元朝以田野辟、户口增、盗贼息、词讼简、赋役均五事考核地方官员政绩。许有壬认为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则虚文”。户口增，不过是析居放良、投户还俗，或流移至此，彼减此增之数。江南之田水中围种，齐鲁之地治尽肥硗，辽海之沙漠莽苍，巴蜀之山林溪洞，龚遂、黄霸再世，亦无能为力。欲盗贼息，则盗匿而不申。求词讼简者，将应理之事，亦付而不问。至于赋役，则上下贫富、品答科派，自有定规，尽能奉行，亦分内事。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效茫然，凋瘵日甚，惟其必以五事全者备取之，则谁不巧饰纸上”。[77]以上三条实是劝农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弊端。 人力不足。元初北方地广人稀，地多于人，导致粗放经营。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通常的情形是人无余力而贪畎亩之多。古代农家一夫受田100小亩，合今28．28亩，“后世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加以公私事故，废夺其时，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顺天时，不尽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种而九不收，良以此也。”[78]北方农家一般耕种100亩[79]，相当于今124．5亩[80]，与古代100亩相比，显然是“一夫而兼三四夫之劳”。此外，屯田户均有耕地普遍高于一般农户，如宗人卫人均屯田100亩，大司农所辖永平屯田总管府每户屯田350亩，广济署每户屯田1 000亩，宣徽院所辖尚珍署每户屯田2 138亩[81]，陕西泾渠屯田总管府在至元九至十一年时“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顷至五顷，虽小户不下一顷有余”[82]。胡祗通《论司农司》分析劝农的效果和原因：“劝之以树桑，畏避一时锤打，则植以枯枝，封以虚土；劝之以开田，东亩熟而西亩荒，南亩治而北亩芜。就有务实者从法而行，成一事而废一事，必不能兼全。何则?力不足故也。”[83]人力不足不仅导致应付检查，还导致粗放经营，胡氏的批评不无道理。 畜力不足。农书中多陈述牛耕的方法和好处。王祯《农书·垦耕篇》：“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农桑衣食撮要·教牛》说“家有一牛，可代七人力”。这是说一犁用牛的数量，和一牛的劳动能力，不代表当时农户实际拥有耕牛的数量。耕牛为农家重要财产，不是户户都能拥有的。王祯《农书》记载了许多土地利用的方式，多是以增加人力、肥力为基础的。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劳”，“地以深耕熟耙及时则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亩，牛之刍豆饱足，不妄服劳，壮实肥脂，地所以熟。今以不刍不豆赢老困乏之牛而犁地二百余亩，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岂能深而耙岂能熟与?时过而耕，犁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去根，如是而望亩收及古人，不亦艰哉?”[84]元朝亩制大，一犁两牛或三四牛的实际耕地面积大，则导致耕作不精。耕牛不足、喂养不精，导致耕地不深。 粗放耕作导致低产低收。元代农书阐述精耕细作技术，实际则是粗放经营。胡祗通指出，种植卤莽灭裂，土不加粪，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虽地力膏腴，亩可收两石者，亦不得四分之一。若雨泽不时，则得不偿费。“不通古法，怠惰不敏，旱地社，种麦皆团科，种一粒可生五茎；地不杀[旱]，天寒下种子，一粒只得一茎，所获悬绝如此。谷宜早种，二月尤佳，谷生两叶如马耳便锄，既遍，即再锄，锄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农家人力弱，贪多种谷，苗高三四寸才撮苗，苗为野草荒芜，不能滋旺丛茂，每科独茎小穗，勤者再锄，怠惰者遂废，所收亩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85]。元代粮食亩产，北方一石，南方二石较为普遍，“所收亩不过三五斗”，则是收不抵费。 农时被耽误。力役、兵役耽误农时尽为人知，词讼耽误农时则鲜为人知。胡祗通批评有司夺农时而使不得任南亩，“今日府州司县官吏奸弊，无讼而起讼；片言尺纸入官，一言可决者，逗留迁延半年数月，以至累年而不决；两人争讼，牵连不干碍人……数十家，废业随衙，当耕田而不得耕，当种植而不得种植，当耕耨而不得耕耨，当收获而不得收获，揭钱举债，以供奸贪之乞取，乞取无厌，不得宁家，所以田亩荒芜，岁无所入，良可哀痛。虽设巡按察司，略不究问，纵恣虎狼白昼食人，谁其怜之?”[85]词讼耽误农时。 农具质次价高，农民购买费时费力。盐铁官营，铁农具也不例外。胡祗通有《农器叹》诗描述农民购买农具的困难。“年来货卖拘人官，苦窳偷浮价增倍。卖物得钞钞买铧，又忧官局迟开闭。入城最近百余里，数日迟留工漫费。耕时不幸屡破损，往来劳劳凡几辈。往来劳苦不惮烦，一刻千金惜虚度。欲于农隙多置买，粟帛无余百无计。农官农官助我耕，何异车薪催金沸。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家拘农器”[86]，官营农具质次价高，农民不仅财力有限，而且购买费时费力，有碍于农桑种植。 以上所列，有的是劝农桑中产生的弊端，有的是社会制度等因素。由于存在种种弊端，胡祗通建议：“农司水利，有名无实，有害无益，宜速革罢”[87]。言虽过激，但并非无根之谈。孛术鲁羽中曾指出大都周围劝农实效不大：“上有司农之政，下有劝农之臣，垦令虽严，而污莱间于圻甸；占籍可考，而游惰萃于都城，况其远乎?”[88]。大都如此，其他地方可知。至正三年许有壬写道：“司农之立七十七年，其设置责任之意，播种植养之法，纲以总于内，目以布于外，灿然毕陈，密而无隙矣。责之也严，行之也久，其效亦何如哉?今天下殖民果尽殷富乎?郡邑果尽职乎?风纪果尽其察乎?见于薄书者果尽于其说乎?……方今农司之政其概有三：耕藉田以供宗庙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之鼎釜，教种植以厚天下之民生。尊卑之势不同，理则一尔。卑或凋支力尊孰与奉厚之道，其农政之先务乎?[89]，委婉地批评了司农司劝农桑工作存在的问题。 元代农业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以上所述，无疑是制约因素之一端。由此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北方农业水平低，大都及北边所需粮食不能完全就近取给，而要远道依赖江南漕粮，开明清京师及北边依赖东南漕运之先例；二是农民生活处于勉强维持水平，胡祗通研究北方农户一年的收支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又为以上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取之，所以公私仓廪，皆无余蓄矣。”[90]这里，“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指不直接从事农事的人等，包括儒、释、道、医巫、工匠、弓手、刺、祗候、走解、冗吏、员员、冗衙门、优伶、一切作贾行商、娼妓、贫乞、军站、茶房、酒肆、店、卖药、卖卦、唱词货郎、阴阳二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官杂头、盐灶户、鹰房户、打捕户、一切造作夫役户、淘金户、一切不农杂户、豪族巨姓主人奴仆[91]。胡祗通意思是，五口之家一年口粮所需是一百五十石，衣物杂费与此相当，百亩之收则是七八十石，则收不抵支，况且还要纳粮当差。所以农民往往有产无收：“今之为农者，卖新丝于二月，籴新谷于五月，所得不偿费，就令丰仓，已非已有。”[91]当然，劝课农桑能否真有成效，不完全取决于司农司等官员的工作，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不过司农司职当劝农，受到更多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 总之，元朝重视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并屡次诏谕劝课农桑，这正说明重农桑政策推行之不易。其成效不大，既有生产条件不足等因素，也有封建官僚政治弊端等因素。故元朝农桑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