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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按察司(廉访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至元十五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发布的《劝农文》，就开出许多条目，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对于垦辟，《劝农文》指出：“田多荒芜者，立限垦辟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对于粮食种植，《劝农文》指出：“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稗。切须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两：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一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概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对于桑麻，它指出：“桑麻……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耨，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人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摘”。“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对于耕牛饲养，它说：“耕犁之功全借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赢(女)弱，以尽耕作。……若有赢(羊)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心、擅行屠宰”。[51]这种《劝农文》多张榜公布在门墙上，如时人所说：“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吏。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52]，能够让部分有文化的农民了解的。 仁宗时顺德路总管王结编写《善俗要义》，逐级下发给乡村中的社长、社师。《善俗要义》第一条“务农桑”：“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趁时深耕均种，频并锄耨，植禾艺麦最为上计。或风土不宜，雨泽迟降，合晚种杂田瓜菜者，亦可并力补种，更宜种麻以备纺绩蚕桑之事，自收种、浴川、生蛾、喂饲，以至成茧、缲丝，皆当详考《农书》所载老农遗法，遵而行之”；第二条“课栽植”：“本路官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盖人民不为远虑，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织，所以民之殷实不及齐鲁。然栽桑之法，其种堪移栽，压条接换，效验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广栽种，则数年之间，丝绢繁盛亦如齐鲁矣。地法委不相宜，当栽植榆柳青白杨树，十年之后，枝梢可为柴薪，身干堪充梁栋，或自用，或货卖，皆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卖，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因此书“甚得抚字教养之方”，顺德路总管府缮写成秩下发给各县，并令本县录写遍下各社，要求社长社师等，依此书“谕民事理，以时读示训诲，务令百姓通知，劝之遵用举行，将来渐有实效”，其后，仁宗诏令向各地推广[53]。 检查地方官员劝课农桑成绩。至元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存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54]。御史台对高唐州尹张廷瑞的评价是：“至任以来，甫及期年，五事可称，一方受赐，劝课农桑，裁抑游惰。”[55]。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按察司和肃政廉访司相继兼掌劝农，守令以兼劝农事给衔，“廉访总其纲，岁报政于司农，以第其殿最”[56]，自此，廉访司年终检查地方官劝农政绩成为制度。文宗天历二年(1329)“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57]。 编造农桑文册。《农桑之制》最后一款规定，提点农事正官“仍依时月下村提点，……据每县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却行开坐所管州县提点官勾当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58]，这种农桑文册，一交户部，一交司农司。为统计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调农桑官账册有差者，验数罚俸”[59]。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廉访司为农桑两遍添官，交依旧管行，每岁攒造文册，赴大司农考较”，攒造农桑文册目的是“岁见种植、垦辟、义粮、学校之数，考核增损勤惰”[60]，所说种植包括桑枣榆柳等。 元初，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奥敦保和“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其子奥敦希恺袭为真定路劝农事，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兴利除弊，发展农桑[61]。至元八年，董文用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62]。至元十年张立道领大司农事，又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棘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63]。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除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县，兴利除弊，绩用大著”[64]。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文献还记载某些年份的农桑学校数量，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上诸路……植桑枣杂果树二千二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二月“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66]；二十八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67]时人评论大司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68]；“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69]；“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敦本业，抑游末，……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70]。由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户大增，明初史臣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71]。这些评价，说明了元初劝农桑是有成绩的。 三、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元时，人们还揭露劝农工作中的弊端，如劝农实为扰民、统计农桑数量中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元朝农业发展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农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等，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劝农实为扰民。由于官员选拔制度的原因，官员懂农事者不多。王祯说：“今长官皆以劝农冒衔，农作之事，已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移文，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斋敛，祗为烦扰耳!”[72]县官不懂农事，加以官僚做派，劝农实为扰民。蒲道元说：“今国家辑劝农之书，责部使者及守令劝课矣，而民之储蓄不若古，一有水旱，发廪以济，然所及有限。而所谓义仓者，又名存而实亡，是以穷民不免流离”[73]，劝课农桑并没有使人民富裕。 纸上栽桑。即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农民无实惠而有实祸。元时有“纸上栽桑”之语，形象地反映了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许有壬回忆延祐六年(1319)为山北道廉访司经历时，亲见各县上报农桑数目中的弄虚作假：“以一县观之，一地凡若干，连年栽植，有增无减，较恰成数，虽屋垣池井，尽为其地犹不能容，故世有‘纸上栽桑’之语。大司农总虚文，照磨一毕，入架而已，于农事果何有哉!”[74]，一县栽桑数量远远超过其土地面积，此乃山北情况，江南如此。约至正九年(1349)，赵访说：“尝见江南郡邑，每岁使者行部，县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有墙堑篱垣类园圃者，辄树两木，大书‘畦桑’二字揭之。使者下车，首问农桑以为常。吏前导诣畦处按视，民长幼扶携窃观，不解何谓，而种树之数，已上之大司农矣。”[75]县官应付劝农使的检查，弄虚作假，劝农官则走马看花，看不到真实情况。胡祗通揭露其后果：“农官按治司县供报薄集数目，似为有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无实效。他日以富贵之虚声达于上，奸臣乘隙而言可增租税矣，可大有为矣，使民因虚名而受实祸，未必不自农功始”[76]，由于弄虚作假，农民因富贵之虚声而受增税之实祸。这些，都说明检查统计农桑成果中的弄虚作假相当普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