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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期的浙西圩田 渠、陂、塘三种形式的水利工程，比较而言，渠的修筑最为简单容易，圩田的修筑最为困难，陂则处于两者之间。南方地区早在上古之时便已创造了优秀的文明，但其发展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一直远远落后于北方，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在南方地区，塘式水利工程修筑落后于陂式水利工程，低洼地的开发滞后于山地农业的发展，是有据可证的。 在低地生活、生产极不方便，此不言可知。人们要在太湖流域定居，最初的选择是周围的山和高平原，而不是中间的低地。这一点从唐以前水利工程的修建上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太湖地区在秦汉以前尚属未开发地区，所修建的水利工程，见于史籍记载的并不是很多。魏晋以后，随着大量北方移民南下，这一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镇江、常州一带的练塘、新丰塘，湖州一带的获塘、吴兴塘，大都分布在太湖南北两侧的高地。三国时东吴还在太湖地区开展屯田。孙权称帝以前曾派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在太湖东南屯垦；建国后又在吴郡以西毗陵的屯田区设典农校尉。从地名就可看出，东吴屯田的地点不是在缘湖山地，就是在沿海平原，而不是在中间的低洼地。 山地对于农业的重要性还可以北方移民的迁移方向上得到反映。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方掀起了一股向南移民的高潮，移民有两个重点地区，一是浙东的会稽郡，二是太湖流域北部的毗陵郡，及其相邻的建康地区。吴郡乏人问津。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这样解释：太湖流域被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吴姓士族霸占，它的良田已经开垦殆尽，后来的北方士族只好去其他地方另辟新地。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根据《晋书》卷五《地理志》，西晋太康初年，太湖地区各郡，吴郡人口25000户，吴兴郡24000户，毗陵郡12000户，会稽郡3300户，会稽与吴郡面积大致相同，但会稽的人口远远超过吴郡，毗陵郡的人口虽然只有吴郡的一半，但它的面积只有吴郡的一半左右，以人口密度而言，与吴郡大致相当。如果有竞争的话，北方士族向会稽和毗陵移民，所遇到的竞争压力决不会在吴郡之下。他们之所以还向这些地区挺进，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农田以山地和高平原为主，易以开垦。东晋南朝时，南北士族地主掀起了一股“占山护泽”的高潮，他们建立的庄园往往被称为“山墅”，正是说明了“山”在当时农业中的重要意义。据《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羊曾奏请颁布占山法，对品官占山的顷亩进行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山”所具有的农业意义。 太湖流域低洼地的大规模开发大概是在唐朝，这可从唐朝中期朱自勉在嘉兴屯田的事迹中得到反映。嘉兴大部分地方处在太湖流域的低田区，其地在唐时属苏州。嘉兴屯田事见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其序云：“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李翰在颂文中说：“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途，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注：见《全唐文》卷四三○。）这样的运作方式，与上述的圩田系统完全相合，说明圩田的设施由来已久。李翰在序文中又说：“初公（朱自勉）为屯，人有二惧焉，邑人惧其暴，屯人惧其扰，今沟封犬芽而不相侵，疆（场）［场］日履而人不知。”这是说，当时的屯田与民田互相交错，但朱自勉是个好官，并不侵夺民田。大量民田存在的事实表明，在嘉兴，低洼地的开发，当地居民的聚积，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由于低洼地土地肥沃，虽然开发甚晚，但一经开发，就发挥极大的功效。李翰在文中说：“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生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注：见《全唐文》卷四三○。）宋人赵霖在他的《筑圩篇》中也说：“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89页。 ）说明低洼地在太湖流域的生产地位到唐宋之际已大大提高了。相比之下，高田区由于过度开垦，它的生产地位不断下降，如黄震所说，“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注：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八四《与叶相公西涧》。）。到宋朝时，“苏、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万，三分去一，以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万夫”（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3－274页。），这就是说，低田之民已经占到了当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此以前，太湖地区的水利问题是根本不成为问题。在此以后，一直到清朝，有关这一地区的水利论著大量出现，治水的争论纷纷不绝，正是太湖地区的农业重心从高田区向低田区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一角度讲，浙西圩田在其产生的初期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太湖流域圩田具有一个良好的运作系统。（注：缪启谕：《吴越钱氏在太湖地区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统》，《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