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众多水利工程的建设实践，发明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水利工程技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的水利工程技术发明，简而言之，大致包括如下三类： 一是勘测技术。古代在水工勘测方面，主要有“表”、“准”、“度”等。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凿渭南漕渠时，“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什么叫“表”？古人对这个概念有很浅明的解释：“表者，巡行穿渠之处而表记之。”显然，“表”就是灌区渠道的勘测定线，树立标桩。而“准”，就是观测地形高下，类似于现今的水准测量技术，故有“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的说法。至于“度”，则是勘测地势、地貌和水源等综合情况，作出工程兴建与否的决定。如“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灌溉之利”。勘测技术的发明与完善，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远距离渠道调水工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二是工程技术。随着各种灌溉工程的兴建，水利工程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井渠、飞渠、涵洞、闸门以及多种多样的坝堰等。农田灌溉所需的取水、输水、蓄水和防水等设施，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仅以堰坝而言，就有壅水坝、分水坝、挡水坝等多种；而以建坝的材质区分，有土坝、木坝、草土坝、竹笼石坝、桩基堆石坝等。 三是组织与施工。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部长”被称作“司空”。“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司空还常常“令习水者为吏”，即选派熟悉水利工程技术的人员担任水官之职。水官负责水利工程的组织领导和民工调配，而涉及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则由“水工”承担。这里的“水工”不是修建水利的民工，而是水利专家，如韩国水工郑国、齐国水工徐伯等，都是当年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总之，数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为抵御旱涝灾害，促进农业发展，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众多的水利工程技术。这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巧夺天工的传统农具。中国古代有一句格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指的就是生产工具。中国传统农具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过许许多多的重大发明创造。这些传统农具不仅在中国文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还流传到了周边国家甚至远传西欧，对世界农业文明进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农具史上，传统农业中使用的犁是由原始社会的耒耜逐步演替而来的，因此古代文化常以耒耜来称犁。犁的发展历程是先有木石犁，而后有金属犁，后者又分为青铜犁和铁犁。到春秋时代，牛耕就有了历史文献记载。牛耕的出现代表了一个新的生产力时代的到来。从单纯依靠人力耕作转变为利用畜力拉犁，是农业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性进步。它在农业发明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近代发明的拖拉机。另外，牛耕所用的犁是一种根据一定的力学原理构成的复式农具，对材料的强度和构件组合的要求都比较高，表明当时已具备制造复杂农具的工艺技术。 继耕犁之后，古人又发明了播种用的耧车。耧车，也叫耧或耧犁，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播种器。作为专用的播种器具，它已具有播种机的某些原理和雏形，是传统播种技术的创新。用耧车播种，能做到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均匀，并且在播种时，将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环节合并进行，既提高了播种质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耧车是继耕犁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发明。 我们的祖先不仅驯化了庞然大兽如马来挽犁拉车骑射，而且还利用水力来推磨践碓，提水灌溉，做到“延力借身，其利百倍”。西汉时期的一份文献记载：“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据此可知，中国在汉代就已有了畜力碓和水力碓。如果说我们对其中的“复设机关”还知之不详的话，那么到魏晋南北朝时，就能看到更为详确的记载，而且出现了更多的精巧发明和创新。 择精取华的育种技术。中国传统社会常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作为祈年的吉语，这反映了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五谷”、“六畜”都是远古时代逐渐从野生的动植物驯化选择而成的。其中需要掌握一定的品种繁育知识和技术。在近代基于生物遗传学理论的育种技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就已具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选育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技术和办法，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作物品种和家畜家禽良种。 说起家畜选种，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是“伯乐相马”。伯乐是春秋秦穆公时人，“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既然是以相马著称的一代名家，他肯定具有关于马匹的形态特征、生育特性的丰富知识，对马的品种选育和改良有独到的见解。相传他写过一部名为《相马经》的专著，可惜失传已久。在伯乐之前的夏商周时代，中国就有了相畜术的萌芽。殷墟卜辞中有不少殷王卜问出行时采用何种毛色的马匹的记载。到了周代，相畜术有了发展，当时除了相家畜的毛色外，还重视齿形和形体的选择。《周礼·夏官》设有“马质”一职，是专门评议马价的官员。这一官职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当时马匹的交易很频繁，交易量很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官职来充当交易的中介和裁判。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相马专家，因为“马质”为了能够客观地评定一匹马的价值，必须具有分辨马的优劣和类别的能力，也就是要有相马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帛书，用“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来概括相马的经验，形象地描绘了对马的外形要求。 为什么古人如此重视“相马”？因为马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是人类极为重要的帮手，上至天子国君，下至庶民俗子，疆场征战、出行骑射、挽犁拉车，都少不了马。因此可以说，古代的家畜饲养育种技术，在马的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东汉的马援继承了先辈相马名师子舆、仪长孺、丁君都、杨子阿的相马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创制铜马于洛阳宫中。马援的铜马模型相当于西方近代马匹外形学上的良马标准型（西方一直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模型问世）。它不仅是中国相马学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世界相畜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一时期，除了相马术有重大发展之外，相牛术和相猪术也相继出现。《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长孺以相猪立名”。据传当时还有《相六畜》的专著，惜已失传。 家畜的繁育技术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为了防止牲畜乱交，保护孕畜和便于控制牲畜生育的季节，当时采取了牲畜的牝牡分群饲养的办法。《夏小正》、《周礼·牧师》、《周礼·校人》、《周礼·人》等都有记载。在畜牧业的经营方面，以养马为主的官营畜牧业也在《周礼》中有集中的反映。《周礼》中记载了一整套政府设置的畜牧业职官和有关制度。“牧人”、“校人”、“牧师”、“圉师”、“趣马”、“巫马”等，分别负责马的放牧、繁育、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等。此外，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鸡人”等管理各种牲畜的饲养与良种选育。相传夏代设有“牧正”的职官。商代有管理王室马匹的“马小正”，还有管理牧地的“牧”。如此细致而明确的专业分工，表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经过一代代的不断选育和改良，家畜的繁育技术日臻完善和进步，在此基础上育成了无数的家畜家禽品种，其中不仅有伴随历史伟人拼杀疆场的名驹名马，还有无数造福芸芸众生的珍禽良畜。如家鸡中的泰和鸡、九斤黄、狼山鸡、江南矮鸡等；家鸭中的凤头鸭、南雄鸭、建昌鸭、北京鸭、高邮鸭等。家猪是中国最早驯化的牲畜种类之一，几千年来的培育选择，逐渐形成了华北型和华南型两大类型。其中尤以华南的番禺猪和陆川猪最为著名。华南猪种肉质嫩，饲养周期短，耐粗饲，特别是繁殖力强，抗病力强，适应性广。18世纪时陆川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交而成大约克夏猪。（待续） 注：本文摘录自由姜春云主编、人民出版社与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实践概论》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