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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业生产与民族的融合和斗争的关系 民族问题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有共同的经济生产，而农业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许多学者都把种稻作为古代百越族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各具特色的农业，各有其独特的创造，这些创造汇合成中华民族光辉的古代农业文明。农业的发展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生产内容的丰富、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横的方面是先进技术的推广，农业地区的扩展等等。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以致我们很难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开。例如代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汉族，本身就是由许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就是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黄炎集团和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并包括了南方苗蛮集团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夏、商、西、周、春秋以迄战国，它融合了进入中原的诸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落，融合了苗蛮系统的楚族和越族的一部分，奠定了汉族的基础。汉族形成后继续不断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因此，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住区互相交插和彼此杂居的局面，即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由于起义、逃亡、戍边、屯田、经商等原因，各少数民族地区无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他们一方面学习、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经济和生活方式，同时又传播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分别是百越族和西方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部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原料是铁，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族。最初的水利浇灌溉，大概也是在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游牧民族传进的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的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总之，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成就，是各族人民在其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有关，也与多民族的状况有关。因为虽然各民族的农业成果汇合为光辉的农业文化，但由于存在 着封建统治，由于各民族情况与条件的悬殊，它的推广必然要走曲折的漫长的路，而且封建压迫总要把一些少数民族排斥到边远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在民族关系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游牧部落是在原始农业发展的较晚阶段出现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中或之后，在游牧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游牧民族。由此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和以农耕为主的两种经济类型的民族，这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所称的“行国”和“土著”。农耕民族需要从游牧民族地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游牧民族则需要从农耕民族地区取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形成了两类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尤其是游牧民族，由于种植业基础的薄弱，这种需要更为迫切，形成对农耕民族的经济依赖。在正常的经济交往受到阴碍或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诉之于战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土地利用上是有一定矛盾的，加上游牧部落的这种掠夺性，往往构成对农耕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这种区分，它们的经济联系和矛盾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带着遍性的现象。中国的特点是游牧民族统治区和农耕民族地区明显地分隔开来，在经济上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此消彼长。这成为我国古代农业布局和农牧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以至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两者长期的联系和斗争中，促进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各自发展，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不断扩展。因为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农耕方式能在一定的土地上能养活更多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本质和本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总方向和大秩序。上述诸方面关系及其开展，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规律性在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