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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名“壮悔”文颂烈士 侯方域本来决意为大明王朝守节，却被迫参加清朝乡试，这或许跟他的性格有关。他有两篇关于衣服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心态和性格。 其一是钱谦益“两朝领袖”的故事：“尝闻有先朝巨公(即钱谦益)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阔袖。一士前揖，问：’何也？’巨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这段文字，可见他不事两朝的观念。 其二则是写给方以智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方以智曾送给他一件衣服，他时常穿着。后来与方以智失去联系，因牵挂故人，每天早晚都穿着这件衣服，直穿得“色黯而丝驳”。清朝服制颁行后，因这件衣服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唏嘘”。他的妻子看他如此，对他说，“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侯方域却急忙制止：“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 这段文字，显示了侯方域内心的矛盾纠结，他牵挂故国故人，却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刚烈的反抗者。当初桃叶渡相别，李香君伯牙碎琴般告诫，或许更是因为对他这种性格的洞察。 参加乡试后的第二年，侯方域建壮悔堂，将自己的古文结集为《壮悔堂文集》，这年九月，或许为了排遣心中郁闷，或许为了向故友表白自己应试的苦衷，他决定再次到江南游历，去拜访多年未见的生死之交陈贞慧和其他复社故友。 几年时间，天翻地覆，旧地重游，已物是人非，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均引发他无尽的“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人生之叹”，这些复杂而苍凉的情感，在他的心中汇集、激荡…… 前次江南之游，他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并列为“四公子”，才华和抱负一时名动天下。而沧桑巨变之后，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三人遭际各不相同，但气节均可称道。 陈贞慧“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余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冒辟疆也“隐居不出”，当时“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方以智则颇为悲壮，他因“推戴”桂王曾短暂为相，罢相后出家为僧。“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 三个人后来都坚守了自己的信念。陈贞慧于顺治十三年卒；冒辟疆在康熙年间，“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遂终老于乡里。方以智于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天祥墓，“道卒”。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方以智并不是平平淡淡地死去，他选择了“惶恐滩时说惶恐”的惶恐滩刚烈自尽。 侯方域游历江南之时，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故人的所作所为，已经令他颇为感愧。他的《倪云林十万图记》一文，是为陈贞慧所藏名画而作。倪云林是由元入明的画家，在明朝建立六年后所作画上，仍“款署至正(元朝年号)癸丑”，侯方域称赞陈贞慧“自乙酉金陵变后，绝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弃去诸生，其亦云林不忘至正之意耶？”字里行间，令人不能不联想到他前一年应乡试的隐痛。 他的故友中，坚守气节的大有人在，如黄宗羲长期从事抗清活动，陈子龙、吴应箕、夏允彝等则在抗击清军中殉国。与陈贞慧一起作《留都访乱公揭》的吴应箕尤为壮烈，在宜兴时，陈贞慧对他细说吴应箕之死：“次尾(吴应箕字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古人往事，令陈、侯二人为之“痛哭失声”。后来，侯方域写了《祭吴次尾文》，沉痛地说：“呜呼！次尾读万卷书，识一字‘是’，明三百年，独养此士。” 这次江南之行，故友们对侯方域的态度并没改变，对他热情有加，并没有将他被迫应试视为失节。侯方域耳闻目睹，感慨良多，为老友乱后重逢欣喜，为死去的旧交悲悼，写出了一系列声情并茂的文字，其中满蕴新亭之泪，江山之恨，禾黍之悲，流露出了强烈的遗民情绪。《祭吴次尾文》、《阳羡燕集序》、《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扬诸军事史公可法》、《考功员外郎华亭夏公允彝》等诗文，透过低回呜咽的文字，讴歌了大义凛然、烈骨铮铮的明末英雄。 南游归来，侯方域在家举行祭礼，面南洒酒，向亡友谢罪。一年多后，年仅37岁的侯方域病故。他参加清朝乡试，虽出无奈，却也愧疚难解，但在他的诗文里，侯方域并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清朝建立后，侯方域回乡隐居，在此楼整理旧籍，编写新著。35岁时，他回想自己半生流离，无所作为，悔恨万千，遂将该楼改名为“壮悔堂”，其文集亦名《壮悔堂文集》。姚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