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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饭碗”们的华洋之争 “海关为金饭碗、银行为银饭碗、邮政为铁饭碗”，这是旧中国老百姓眼里的三大高薪职业。在江汉关，一个工龄较长的帮办，月薪达六七百银元，比当时著名大学校长还高；一般职员，月薪两三百银元的为数不少。 同时，海关是当时少有的公开招考的单位之一，其考试难度，不亚于现在进外企。是以，其老职员陈行义考入关后，“感到非常满意，这对我这个在海关无关系没亲友的青年来说，公平合理”。但进了江汉关才发现，“公平合理”只是针对招收中国职员而言的，对洋职员，海关的“宽松”政策那是相当的多。不仅如此，在调迁、等级、工资、休假、考核等方面，华洋职员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 对华人职员而言，税务司调动你去哪你不听，“重则去职，轻则罚俸”，而洋职员只需搬个“老婆不准”之类的理由，即可得到体谅。洋人的薪水更高，且拿的是英镑或美元；洋人携妻眷仆役到上海、香港甚至国外渡假，路费全报，而华人则无；洋人及其家属看病有公家津贴，而华人“非实在病重时，不得延请至家”。洋人两年升一级，华人则要四年升一级……因此，陈行义们虽端着国人艳羡的“金饭碗”，心中的愤懑却与日俱增，虽数次自发争取待遇，但都未能改变本质上的不平等。 上世纪20年代初，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到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各地的工会组织由之前的12个猛增到340多个，工会会员增至30多万人，江汉关华人职工眼前一亮。当年11月21日，在汉口新市场举行了隆重的江汉关职工总会成立大会。刚开始来的只是海关的听差、水手、船员等低等员工，到后来，高级职员纷纷到场，长期被洋人税务司“架空”的海关监督大人也出席并发表了讲话，现场一幅大标语格外醒目：“海关是为中国人服务的，海关应由中国人管理”。 不久，江汉关工会公开发表了敬告各界宣言书和通告全国海关宣言书，疾呼收回海关关权。国民政府当局答应在短期内收回关权，但直到1927年4月仍无动静。江汉关工会与各地海关工会一道，发出紧急宣言通告，并表示“将牺牲一切作政治罢工，直接向彼帝国主义作最后之斗争”。 此后，虽遭遇大革命失败，但在江汉关员工的不懈斗争下，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此后海关除因特别情形需要专门人才而华员中一时无相当人选不得任用洋员”，且华洋职员一律平等。 英文“日志”浓缩武汉历史 江汉关虽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工具，但其成熟的西式海关管理模式，确实极大促进了武汉的对外开放。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丰富详实的江汉关史料，也得益于洋税务司们对档案工作的重视。 江汉关有一个专门记“日记”的岗位：每天记录当天本地的气温、水文、雨量、市价和社会动态，每月归纳整理，由税务司亲自过目签字。研究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洋人搜集情报的手段。但而今看来，它却为后人记下了那段历史。翻阅一本本翻译成中文的“日记”，我们欣喜发现，占据大部分篇幅的，都是中国人爱国救亡的身影和声音。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江汉关日志记录了武汉的反抗——“5月11日，英、俄租界及太平路发生反日骚乱。大批中国人从中国城区拥进租界看游行。一些中国人砸破了几家日本商店的窗户，有两名日本人严重受伤……” 五四运动爆发，日志记录下在汉爱国学生们的慷慨激昂，也再现了北洋政府的丑恶嘴脸——“6月1日，位于武昌的多所政府所属的学校指定此日为全面抵制日本的宣传日。王占元(时任湖北督军)派遣一支军队在这些学校实行戒严，许多学生越过围墙和窗户，打算逃到校外实施行动，但途中遇到士兵阻拦，最后，发生几起枪击和刀刺学生事件，激起了学生的愤慨，督军政府不得不提前放暑假，所有学生必须在3天内离汉，发现有人尚未离校，作为匪徒逮捕。” 还有老武汉世象百态：“1921年5月6日-9日，为募款救济北方省份饥荒灾民，在汉口新市场(今新民众乐园)举行三天‘华洋赛珍会’。”虽是公益活动，主办方已相当有商业头脑，“出售大量入场券，每张1000元，第一号入场券是纯金制成，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3500元获得。富有的收藏家贡献出各式古董和珍宝出售，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救济资金。据说总收入达十多万卢比。” 江汉关日志还记录了旧中国进步的足音：1919年5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汉口分行开业，这是一家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银行；1920年2月1日，武昌无线厂报局开业，从武汉可以发电报到上海、北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