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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培育画坛新人 事实上，顾文彬的注意力并不仅仅在顾氏子孙，他力求使他的藏品在培育画坛新人方面发挥作用。 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一位画家驻园，享受西席待遇，做一点礼宾工作，陪同来访贵宾参观怡园，做一点讲解。对于应聘的画家来说，这份工作薪金不菲，还有一个良好的作画环境，更重要的是，主人为其提供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方便。 而顾文彬更深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造就画坛新人。当时曾有人向他推荐虚谷，但顾文彬考虑虚谷是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决定聘请胡三桥。胡三桥那时很年轻，在画坛上初露头角，很有发展前途，到怡园几年后，画艺又有飞跃。从他后期的画作中体现出来的那一份“清逸”看，确实是得了吴门画派的精粹。可惜，胡三桥到怡园六七年后，便于光绪九年（1883年）病逝，年仅33岁，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 过云楼落成前一年（1872年），画家顾若波也曾在顾家临画，顾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给儿子顾承写信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顾若波接受了邀请，他不但享有一份西席的薪金，又有临画进修的机会，且其临摹的作品如果主人满意，还给价收购。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顾文彬在给顾承的信上询问：“若波从上年起共画几件？”六月，他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若波笔下尚未大成，而一年所得已不少，可见一艺之长，即可自立。”当过云楼落成之时，顾文彬于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记述说：“若波、芝翁（按：芝翁何人待考）均下榻过云楼谈艺，颇不寂寞矣。”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顾若波欲应某县令廖公聘，为幕友，顾文彬欣然同意，并赠路费。顾若波在顾家临画前后3年光景，画艺大进。后来，他又回到苏州，并参加怡园画社。 到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常到过云楼活动的有四位青年：刘公鲁、吴子深、王季迁、颜文樑。刘公鲁是大收藏家刘世珩的儿子，与顾家既是世交又关点亲，其时他有志于学画，后来却没有在书画方面发展，成了京剧票友，喜欢杨派武生，平时还在小报上写剧评。刘公鲁是一个怪人，刘氏上辈受清廷重用，他念念不忘，至死留着辫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辫子。刘公鲁于抗日战争期间去世。 吴子深是到过云楼活动最勤的一位，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顾鹤逸画室中盘桓。王季迁也是常客。他们都要求从顾鹤逸学画，但顾鹤逸一生不收学生，他常说，有志学画，又以为我的画有可取之处，不妨来我画室看我作画，互相切磋交流。他主张学艺术要取法乎上，所以指导他们临摹古代名家名作，而不准他们临摹他自己的作品。他还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与儿孙和前来学画者一起评论，寻找缺点，以便修改，甚至重画。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影响了后辈。 吴子深、王季迁、刘公鲁三个人既有学生之实，又无学生之名分，所以被戏称为顾鹤逸的“半个头学生”。后来，吴子深、王季迁均成大家。 另一位时常出入顾鹤逸画室的颜文樑有一段故事。颜文樑的父亲颜纯生以绘画为业，小有名气，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画“工艺画”、“商品画”的。他还善于画肖像——“喜神”，也就是遗像。大多是先画好脸部，称“开相”，给主家看，满意了，谈定价格，再补衣饰。那衣饰一律是工笔重彩，画起来很费时间。画喜神往往能得一个好价钱，收入不少，但作画者的社会地位不高，画工若不进入文人的圈子，是不会被人看作画家的。比如任伯年也是如此，虽小有名气，却是画工的身份，经任渭长提携，到苏州从任阜长学画，进入了文人圈子，再返回上海，地位就大不相同了。 顾鹤逸一向特别关心有才华而社会地位不高，需要帮一把的人。正是由于顾鹤逸的提携和引荐，颜纯生很快进入了文人圈子，因此时常出入顾家。颜纯生的儿子颜文樑，是顾鹤逸第三子顾公柔少年时期的玩伴。颜文樑有志学画，但兴趣却在西洋画，顾公柔继承家学擅画山水，又兴趣广泛，对西画、建筑设计乃至由日本传入的西方舞台灯光布景均有兴趣，所以两人交往密切。颜文樑喜欢吹小号，其时吹鼓手这一行已风行洋鼓、洋号，称“军乐队”，凡遇开店大廉价、关店大拍卖，需用军乐队吹奏，颜文樑常去客串。顾公柔喜欢玩魔术，颜文樑便用小号伴奏，两人合作的节目颇受欢迎，时常出现在亲友的喜庆堂会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