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木仓曾经是一条很长的胡同，它东起西单北大街，折四五个弯一路向西，与二龙路相连，北面与其平行的是辟才胡同，南面与之相邻的有皮库胡同。其实，这里最早叫打磨厂，在明代和清代的老地图上，标的都是打磨厂的名称。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厂作坊曾经遍及京城各地，因而留下许多以“厂”命名的胡同。后来，打磨厂逐渐被叫成了大木厂、大木仓。现在，大木仓胡同的名字犹在，但狭窄的胡同已变成了宽阔的大街，惟有35号一个院落尚能让人联想到些许旧时胡同的影子。35号这块地界儿，曾经名气很大，早在明代，这里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心腹谋士姚广孝的府第；在清代，这里又成为顺治皇帝的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王府；民国时期，孙中山曾在这里建立中国大学……如今35号院子里“逸仙堂”的牌匾和院外大门前的铸铁路灯，即是当年留下的遗迹。曾经的大木仓胡同曲曲弯弯、深邃幽长，我们城市的历史不也是这样曲曲折折、源远流长吗！ 西单大木仓胡同，在当年盛称闹鬼的二龙坑旁边。我没见过鬼，只记得对门旗人铁家有一位跟我年岁般配的姑娘，并不美丽，可是老张妈还说要给我做媒呢。 “文革”后才读到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她写的是南城，我住的是西城。可是情景依依尽同，连那独轮水车吱吜吱吜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我推算了一下，她大约比我大一两岁，早就离开了北京，儿时的一切还记得那么真切，我真是佩服，并想到越是离远了，乡愁越浓。 我离开北京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先是远走孤岛上海，又雾都重庆，又北美、南美。在好莱坞名导演弗兰克·卡帕编剪的一部纪录片《中国的抗战》中，我见到了华北的一条尘埃滚滚的土路，心情就已经万分激荡，遂想起西蒙诺夫在他的《俄罗斯人》里的这样一句话：祖国就是自家门前的那两棵小白桦。我乃想到自己的祖国就是那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我要为之战斗。 抗战结束，我回到北京，回到了小胡同；但是变了，不是胡同变了，是时代变了。我在远航归途中就构思了一出话剧叫《大团圆》，写北京胡同四合院一家人，门扉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抗战起，兄弟姐妹四散，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去了延安，有的留在北京。胜利之日重聚北京，乃称“大团圆”。现实使我把结尾写成终难团圆，又行离散，寄希望于远方。在四合院里，这家的老王妈把一条破旧的板凳劈做劈柴，嘴里念叨着：变了，是该变了！ 我着戎装，又回到北京服役，又若干年变过去了，我也曾远走他乡异国，却基本上身居北京。可是，除了偶读老舍著作，偶观人艺话剧，深感乡音外，在自己的身上与笔下却已经京味尽失了。“文革”后，随老妻迁入她工作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一旧舍，为昔年大宅院当年大杂院。院子地处什刹海，就在恭王府旁边，院内贴南墙有一小戏台，后堆做仓库，但也算是前清遗物。红学大家周汝昌是我同班同学，认定恭王府即大观园所在，那么我们这院子可能就是贾府下人的下处了，乃辗转请俞平伯老人赐题“焦大故居”。老人感到不解，亦未深究，其实我是为俞老昔年因红楼获罪诉屈的。又一红学大家李希凡曾当着我的面，说我就爱瞎扯。说我瞎扯便好，他若认真起来，我还是不好招架的。我又对周汝昌说，焦大故居自是瞎扯，但大有可能是赖大的，因院内有戏台，赖大之子得官在家摆堂会，请柳湘莲唱戏，可能就在此台上。台称“赖大故居”实在太赖，我就请学长题了幅“湘莲旧台”。后来，另一同窗黄裳说我是旧日演员，又题“琪官遗馆”。我对此“旧台”尤感兴趣，想着我老伴是此学院副院长，来日或可把这间没人要的库房扩大到我家来，可作为书房，岂不风雅？我对老伴说，当年尤三姐就是坐在这游廊上，嗑着瓜子，痴痴地望着台上的柳湘莲。游廊一带后来改做了公厕，我老伴晚间如厕，硬要我作陪，怕的是尤三姐再现。 这也罢了。一日我外出归来，猛见旧台拆得一干二净。问我老伴，她也不详，只听说准备再盖简易新房。我顿时大怒。我对老伴从不发火，这次破口，说她：“你还是戏剧学院副院长，把戏剧文物都拆了！无知！无文化……我要把你们都上报，上《人民日报》……”火发了，也算了，也只能算了！ 忆及一场“文革”，也只能算了的事又有多少？还是北京人爱说的京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这旧的如何去，新的如何来，却大有学问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