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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隐藏在胡同中部的菊儿小区刚刚建好，颇有些鹤立鸡群。王军也并不知道，这片独具韵味的新四合院，却曾经是菊儿胡同中“最破的地方”。 “张大民们”的联名信 菊儿胡同中“最破的地方”，是原来的41号院。这个门牌号码现在依然保留在原处，是菊儿小区西侧的一个院落的第一进院子。菊儿小区建成之前，那里是一座寺庙衍生出来的大杂院。 菊儿小区建成至今已有20年。当年41号院的居民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他们有的在1989年改建时就迁出，后来入住菊儿小区的住户，这些年中或是已经将房子出售，或是在别处另购了新房、把菊儿小区内的房子出租，都已经搬离了此处。 不过，在菊儿胡同老人们的回忆中，都会提到41号院一个叫李福增的老人。李福增几年前去世，但老住户们说，当年菊儿胡同能改造，是李福增发起的联名信立了功。 今年86岁的马玉琴就出生在菊儿胡同，1990年作为第一批回迁居民搬进了菊儿小区。采访时，老人笑着说，除了院子里那棵老榆树，这条胡同就数她资格最老。 老人介绍，41号院在明朝时是一个朝廷大员的家庙，叫弘德禅林。据说到清朝时还有香火延续，由毗邻菊儿胡同的前圆恩寺代管。清末民初，这座寺庙逐渐衰败。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曾在此驻军。日本投降后，不断有人搬进去居住，李福增家就是1945年住进41号院的第一批。大殿、佛堂、厢房都被改成了住宅。后来，这里总共住进了24户，80多口人。 地方只有那么大，人却越来越多，住户们只好在院子里不断加盖着房子，小厨房、小房间、小棚子，逐渐把一座院子挤占得转不开身。 马玉琴清楚地记得几十年的老街坊，李福增“是个说相声的，爱开玩笑爱张罗，街里街坊有事都爱找他拿主意。” “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把大杂院的树都盖到了自建的小房子里。那个张大民简直就是照着李福增写的。”马玉琴说，李福增家搭建的房子，房檐都顶在了院里的那棵老榆树上。 即便是这样，房子也还是不够住。根据菊儿小区施工前的调查资料，当时需要改建的7个院子，共有44户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只有5平方米多一点儿，其中最困难的人均面积仅仅2.5平方米。 马玉琴原来住在45号院，也在改建范围内。那座院子正房加厢房共12间，但一共住进了4户近20口人。马玉琴一家住着其中四间。老人育有五个子女，“幸亏儿女们还算有出息，成年后都有自己的住处。我们的四间房就是老两口和二儿子、儿媳四口人住，在这一片算是住得宽敞的。” 除了居住条件拥挤，其它大杂院生活的诸多不便，这里“一应俱全”。比如用水，菊儿胡同内甚至不能实现每个院子一个公用水龙头；比如上厕所，要走上几百米到胡同口才有。 而这些“不便”，在当时的北京却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大杂院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北京人的共同生活。真正让菊儿胡同41号院居民不堪忍受的是“危积漏”。 所谓“危积漏”，是那时候规划、房管部门的一个通用缩略语，全称应该是“危房、积水、漏雨”。 原东城区房管局副局长王守元，对菊儿胡同最熟悉不过。那是一片典型的“危积漏”地区，尤以41号院为甚。 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全市破旧危房的总量超过1500万平方米，菊儿胡同中大部分住房都被列入其中。漏雨的现象更不必多说，王守元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一到汛期，房管部门“救水”比救火队还忙。 41号院最突出的问题是积水。菊儿胡同本就是这片区域的低洼地，41号院比胡同街道还要低了够1米，一到雨天，这个院子就成了整个区域的“蓄水池”。 为了堵水，41号院每家每户都垒起了大门槛，但还是拦不住雨水进屋。大雨过后，41号院各户“哗哗”地从屋里往外淘水成了“一景”。 1987年汛期的一场大雨过后，被“挤兑”急了的李福增提笔给市政府写了封信，诉说困境，请有关部门对“危积漏”进行整修。 很快，有关部门到李福增家里了解情况，但是此后一段时间又没了下文。李福增觉得是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太小，又写了封同样内容的信，招呼41号院都签了名。 联名信寄出去了，却很长时间没有政府部门回应。倒是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女研究生在不久后敲开了院门，挨家挨户做起了调查。 这项调查透露出的信息，超出了41号院住户原本的期许：菊儿胡同要改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