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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19]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20]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21]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22]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作者：李德建） 注释： ①“姊妹节”，苗语为“Noux Gad Liangl”，直译的意思是“吃送过来的礼物”。 ②西江素有“千户苗寨”之称，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当地生活了近30年，父母及许多亲朋好友至今仍生活在当地。 ③一般来说，‘长街宴”是哈尼族的一种传统习俗，每到‘昂玛突”节来临，哈尼人会在山寨里摆上酒席，一起欢度节日。在摆酒庆祝时，百来张桌子捧在—起，恰似一条长龙，“长街宴”也因此而得名。 ④苗语，意思为“摆长桌子迎接客人”。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108. [2]陆景川.发展贵州民俗旅游论析[J].贵州民族研究，1989(4). [3]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下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65. [4]唐祈、彭维金主编.中华民族风俗辞典[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10. [5]伍新福.苗族文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507. [6][16]马罛炜.经济转型期的云南少数民族节日符号[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9]徐赣丽.当代节日传统的保护与政府管理——以贵州台江姊妹节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5(2). [8]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民族民歌[C].北京：音乐出版社，1959：116. [10]陈庆德.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9. [11]菅志翔.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J].青海民族研究，2007(2). [12]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编.中国苗族民俗[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36. [13]5月10日至15日——民族团结周 贵阳今起欢庆“四月八”[N].贵州都市报，2005-5-10. [14](美)P.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9. [15]戴庆中.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7](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46. [18]马罛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靖晓莉.传播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J].贵州民族研究2003(3). [20](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1](美)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4. [22](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