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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聪八年（1634年）未被皇太极批准建立的汉式祭天典礼，在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十四日正式制定[102]。皇太极谕旨：“祭天，圣汗于神位东侧侍立沐手，供献祭品于神位前毕，赞引官导引，行初见礼，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礼官赞进前，圣汗至正中北向立，众皆进前。听赞礼官赞跪赞叩，即行一跪三叩头礼。赞礼官赞起立，圣汗及众皆起立。赞礼官赞上香，众皆立侍，圣汗从东階陞至神位前跪，捧举香盒起立，亲三上香毕，从西階下，仍在正中北向立。赞礼官赞跪，圣汗及众皆跪。于是，圣汗亲奉帛酒，授侧立之官，献于神位前。俟读祝官读祝文毕，赞礼官赞叩，以大典礼，行三跪九叩头礼。撤祭物毕，赞礼官复赞叩，行一跪三叩头礼而退。”[103]这种祭天仪式的文化内涵已明显不同于满族刑白马乌牛或堂子祭祀，而与入关后的宫廷萨满教祭天模式也大相径庭[104]。它的基本模式虽然与纯汉族天子祭天大典还有很大差距，但模仿之意已显而易见，满族政权中的汉式祭祀大礼初见雏型。 崇德元年（1636年）年底，皇太极为南征朝鲜举行了两次祭天典礼，一为筑坛祭天，一为堂子祭天。两次祭祀地点在《满文老档》满文原文中分别写作“abka wecere tan”[105]（祭天坛）和“tangse”[106]（堂子）。不同的祭祀地点说明这是两次完全不同的祭天仪式，“tan”（坛）明显为汉语借音词，一望即知来源族属。[107] 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日，皇太极出德盛门，至天坛祭拜。礼仪程序与上文论及的祭天典礼基本吻合：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引皇太极至坛东侧西向而立，赞礼官赞排班，众臣排班、赞进，赞上香。皇太极从坛东階陞至上帝神位前跪，众臣捧传香盒，皇太极上香，而后从西階下，在正中向神位立。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自东陞階，亲督供献牛肉及陈各色祭品，而后从西階下，仍在正中向神位立，然后向上帝神位举献缎盒、酒巵等祭物[108]。在此绘出该次祭祀的祭天图[109]，以助说明。 表5：祭天图（略） 献祭完毕，宣读祝文及征朝鲜告天之文，祝文曰：“大清国臣皇太极 [110]敢跪奏于上帝曰：时值冬至，气復回转，谨效古制，率领各属，备办各色祭品，应时恭祭。”[111]由祭祀风格来看，所谓“谨效古制”，乃仿效汉族儒家传统“古制”，这正承认了汉族统治方式的正统地位，此时此地的皇太极实以汉族化的天子身份自居，扮演了汉化的统治者形象。 然而，当我们再把目光集中到出征朝鲜的第二次祭天典礼时，又会对政权统治思想有不同体会。崇德元年十二月，因南征朝鲜，外藩各路蒙古王、贝勒各率兵会与盛京。初二日，皇太极出抚近门，“设仪仗，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复于堂子外树八纛，仍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起行，列队诸将士俱跪候圣汗经过。”[112]这是在南征军临时之际举行的祭天大典，完全符合满族式的祭天仪式，体现出满族、蒙古族的拜天文化基调，与汉族儒家统治模式毫不相干，此时此地的皇太极又扮演了满族、蒙古族统治者的形象。 小结 通过入关前的满族宫廷礼乐，我们看到，入关前满族社会经历了由以蒙古文明为主导的满族国家制度、统治思想，向汉文明倾斜的过程。崇德建制对汉族统治模式的采用，满族统治阶层开始有意识对国家政权、皇权独尊以及等级差别等观念的强调，造成了礼乐制作由受蒙古文化影响的满族原生习俗，转变成为汉族儒家文化内涵下的政治象征符号，标志着满族统治者统治思想的转变。 同时，通过对各种礼仪行为的具体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崇德礼乐仪式并不是对乐曲、乐器、大典仪式进行简单的全盘模仿，而是对儒家礼乐文化中蕴含的深刻等级观念、尊卑思想的认同和接纳。统治者是以儒家文化来规范统治秩序，坚固统治地位，并没有抛弃本族文化的用意。因此，崇德礼乐仪式在吸收儒家礼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大量的满族原生文化特征，从而形成了满、汉文化交织共存的礼乐制度。比如纯满洲的堂子祭天在保存满、蒙拜天文化内涵的同时，吸纳了汉族皇权至上的观念；而形似汉化的卤簿仪仗在体现儒家等级思想之际，又保留了诸多的满洲习俗。双轨制度的祭祀大典是满、汉两种文化并行的集中体现，崇德伊始，筑坛祭天与堂子祭天即并列成为清代两大重要的祭祀大典。前者沿袭儒家礼制，是清代统治者汉族统治形象的代表，而后者则完全源出于满、蒙文化根基，忠实的体现了清统治者非汉统治形象的一面。这种祭祀文化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中绝无仅有，它的孕育、产生在崇德建元之际已初见端倪，并延续至清末，成为整整一代礼乐制作的思想根基，造就了清代“沿边俗”、“习华风”异于他代的独特礼乐制度。 -------------------------------------------------------------------------------- [1]《清史稿·乐一》卷94，第11册，2732页。 [2]《清史稿·礼四》卷85，第10册，2553页。 [3]《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上谕”，《辽海丛书》第5册，3097页。 [4]参见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第二章第三部分《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318页。 [6]《满文老档》天命第7册，天命三年九月，67页。 [7]《满文老档》天命第8册，天命四年三月，77页。 [8]《满文老档》天命第32册，天命七年正月，287页。 [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376页。 [10]如《满文老档》第5册，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845页：“（天聪元年五月）初六日，……。汗遂率诸贝勒大臣往征明国。起行时，鸣炮三次。卯刻，出城，谒堂子毕 ，西行，出上榆林边，至辽河驻营。”《满文老档》第10册，天聪二年（1628年）五月，884页：“（天聪二年五月）十一日，……。兵将行，汗出谒堂子，送出证贝勒于十里外，授以方略。”《满文老档》第17册，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940页：“（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 [11]如《满文老档》天聪第9册，天聪二年（1628年）三月，881页：“（天聪二年）三月初七日，将至沈阳之日，途设大宴。……。申刻，至沈阳城，谒堂子，还宫。”《满文老档》天聪第10册，天聪二年（1628年）五月，885页：“（天聪二年五月……十三日）闻出征诸贝勒将至，汗出迎五里外，见统兵诸贝勒、八大臣及士卒，先拜天毕，汗还行幄落座，出征诸贝勒大臣等，各至汗前，依次抱见。以俘获诸物，按级分给将士。于是，随谒堂子，还宫。”《满文老档》天聪第25册，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1006页：“（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之巳刻，至沈阳未入城，谒堂子毕，乃入城东门。”《满文老档》天聪第57册，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1325页：（天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皇太极率诸贝勒行猎回城，“进沈阳城之前，于距城十里外处，留守杜度、阿巴泰二贝勒、总兵官扬吉利额驸、佟养性及诸臣来迎，叩见汗。午时，汗谒堂子毕，入宫”。 [12]如《满文老档》天聪第1册，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805页：“天聪元年，丁卯正月初一日。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五更末集于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 [13]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参见《清初史料丛刊》第十种《建州纪程图记校注》，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9月，36页注释[97]及[98]。 [14]《满文老档》天命第60册，天命九年正月，570页。 [15]《满文老档》天聪第45册，天聪六年正月，1187页。 [1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376页。 [17]《满文老档》天聪第41册，天聪五年九月，1155页。 [1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339页。 [19]《满洲实录》卷4，202页。 [20] “tūme” 是“打”的意思，《满文老档》原文如此。 [2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天聪八年甲戌，83页。 [22]《满文老档》崇德第18册，崇德元年六月，1514页。 [23]参见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载《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37——40页；姜相顺：《神秘的宫廷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满文老档》崇德第14册，崇德元年五月，1488页。 [25]《满文老档》崇德第25册，崇德元年八月，1568页。 [26]《满文老档》崇德第28册，崇德元年九月，1603页。 [27]《满文老档》崇德第29册，崇德元年十月，1609页。 [28]《满文老档》崇德第38册，崇德元年十二月，1718页。 [29]《清太宗实录稿本》实录稿38卷“自崇德七年壬午九月二十五日”，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10月，67页。 [30]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九月，1292页。 [31]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月，1305页。 [32]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二月，1478页。 [33]佟悦先生也曾提到该点，可惜仅一语略过，未做详细分析载，可参见佟悦：《清入关前满族宫廷音乐概说》，载于《满族研究》，1994（4）：68页。 [34]（清）玄烨（康熙）著，第3卷《乐部·乐器类》“laba”条，1708年，武英殿刻本。 [35]参考《中国音乐辞典》“唢呐”条，380页；梁继林、林俊卿：《中国民族乐器精要（七）吹奏乐器——唢呐》，载于《中国音乐教育》2003（5）：37页。 [36]采用乾隆《御制增订清文鉴》“monggo buren”条汉文名称。 [37]《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喇叭”、“海螺”条，载贾敬颜、朱风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203页。 [38]《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喇叭”、“海螺”条，载贾敬颜、朱风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203页。 [39]（清）玄烨（康熙）著，第3卷《乐部·乐器类》“monggo buren”条，1708年，武英殿刻本。 [40]《满文老档》崇德第18册，崇德元年六月，1514页。 [41]《满文老档》崇德第14卷，崇德元年五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老档》有圈点满文。 [42]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九月，1292页。 [43]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月，1303页。 [44]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月，1034页。 [45]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二月，1478页。 [46]（汉）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7页。 [47]（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5“卤簿”条，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年版，34页。 [48]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参见《清初史料丛刊》第十种《建州纪程图记校注》，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9月，15页。 [49]《满文老档》天命第2册，壬子（1612）年，12页。 [50]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Ⅰ“太祖1”，万历四十年四月，17页。 [51]乾隆《御制增订清文鉴》“can”的汉语为“金”，这里据此翻译。《御制增订清文鉴》卷7“乐部·乐器类第一”，《四库全书》，232册210页。 [52]（清）玄烨（康熙）著，第3卷《乐部·乐器类》“can”条，1708年，武英殿刻本。 [53]《满文老档》天命第8册，天命四年三月，75页。 [54]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Ⅰ“太祖1”，天命四年三月，123页。 [55]如《至元译语》中“锣”汉音注释为“长”，《华夷译语》汉音注释为“常”，蒙古书写“čaη”，《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铜锣”为“jes čaη”，《鞑靼译语》汉 音为“常”，《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古书写为“čang”等等，参见贾敬颜、朱风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 [56]参见石光伟、刘桂腾、凌瑞兰：《满族音乐研究》第四章《满族乐器》，252页。然而，现在的“同肯”汉译名为“抬鼓”，是一种具体的鼓类乐器，与古代tungken为“鼓”总称有一定差别。 [57]《女真译语》，“鼓”、“更鼓”、“铜鼓”条，载贾敬颜、朱风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8]《满文老档》天命第4册，乙卯年，33页。 [59]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Ⅰ“太祖1”，万历四十三年十月，49页。 [60]《满文老档》天命第12册，天命四年八月，108页。 [61]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Ⅰ“太祖1”，天命四年八月，175页。 [62]《满文老档》天命第20册，天命六年三月，185页 [63]如：《满文老档》天命第11册，天命四年七月，104页：天命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俘获蒙古贝勒宰赛“次日，宰牛羊设大宴，击鼓吹喇叭、唢呐、海螺，令其谒汗。”《满文老档》天命第20册，天命六年三月，185页：“（三月）德格类阿哥，斋柔古阿哥率八旗大臣各一员，每牛录甲士二人，往视辽河渡桥，安抚新附汉民。三月二十七日启程时，海州城众官员及地方诸臣，备乘舆、击鼓、吹喇叭唢呐来迎接导引入城。”《满文老档》天命第32册，天命七年正月，295页：“（正月……初八日……）额驸，格格出行，则吹奏喇叭、唢呐，送出界外，若来则出界迎之。”此类史料较多，兹不一一举例。 [64]原转抄本签注：谨查旧清语及无圈点十二字头二书，均无jarokowan一词，故照抄之。 [65]《满文老档》天命第33册，天命七年正月，300——301页。 [66]《满文老档》天命第33册，天命七年正月，300——301页。 [67]《满文老档》天命第33册，天命七年正月，297页。 [68]《满文老档》天命第33册，天命七年正月，302页。 [69]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Ⅱ“太祖2”，天命七年正月，486页。 [70]（清）玄烨（康熙）《御制清文鉴》，第三卷《乐部·乐器类》“ficakū”条，1708年，武英殿刻本。 [71]（宋）陈旸：《乐书》卷148《乐图论·俗部·八音竹之属》，“箫管”条，《四库全书》经部205乐类，211册685页。 [72]《满文老档》天聪第49册，天聪六年二月，1229页。 [73]《满文老档》天聪第49册，天聪六年二月，1231页。 [74]《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369页。 [75]《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369页。 [76]《满文老档》崇德第10册，崇德元年五月，1448页。 [77]《满文老档》崇德第20册，崇德元年七月，1529页。 [78]《满文老档》崇德第22册，崇德元年七月，1546——1548页。 [79]根据《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记载绘制。 [8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57，《四库全书》经部乐类，216册578页。 [81]《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58，《四库全书》经部乐类，216册584页。 [82]根据《明会典》“兵部”（卤簿、仪仗）记载绘制。 [83]《明会典》卷140“大驾卤簿”，723页。 [84]《明会典》卷141“东宫仪仗”，725页。 [8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老档》有圈点满文。 [86]蒙古语中“拍板”的发音诸类蒙古译语记载较多，如《华夷译语》“拍板”发音“察儿吉”写作“čargi”，《鞑靼译语》“柏板”发音“察儿吉”，《武备志》收《蓟门防御考》载（蒙古）译语“拍板”发“叉儿计”，《卢龙塞略》卷19、20译部上下卷所收之蒙古译语也有“拍板曰察儿吉”等语，参见贾敬颜、朱风合辑《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 [87]《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369页。 [88]《满文老档》崇德第10册，崇德元年五月，1448页。 [89]《满文老档》崇德第22册，崇德元年七月，1546——1548页。 [90]《满文老档》崇德第5册，崇德元年三月，1401页。 [91]《满文老档》崇德第15册，崇德元年六月，1489页。 [92]《满文老档》崇德第18册，崇德元年六月，1514页。 [93]《满文老档》崇德第21册，崇德元年七月，1538——1540页。 [94]《满文老档》崇德第12册，崇德元年五月，1462页。 [95]《满文老档》崇德第13册，崇德元年五月，1470页。 [96]《满文老档》崇德第20册，崇德元年七月，1529页。 [97]参见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载于《历史研究》1987（3）：133——146页。 [98]《满文老档》崇德第5册，崇德元年三月，1401页。 [99]《满文老档》崇德第24册，崇德元年八月，1561页。 [100]《天聪朝臣工奏议》“刘学成请设立壇郊社及设通政司奏”，《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5月版，101页。 [101]《清太宗实录》卷21，天聪八年十二月，284页。 [102]《满文老档》崇德第21册，崇德元年七月，1538——1540页。 [103]《满文老档》崇德第21册，崇德元年七月，1538页。 [104]关于入关前宫廷萨满祭祀的详细内容，因史料缺乏，无法深入了解。入关后，萨满教祭祀作为满洲旧俗，被清统治者保留至清末。乾隆帝在《钦定满洲祭祀条例》六卷（满文）中对宫廷萨满教祭祀作了详细、严格的规定。1780年，又据此书译成汉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后人可以通过此二书了解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详细情况。将其与崇德建元制定的祭天典礼大仪相对比，可以看到二者大相径庭，其祭祀方式、祭祀礼器、祭祀风格等差别甚大，完全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一属纯满洲萨满体系；一属汉族儒家体系。二者的比较是一个相当大的专题研究，无法在此展开，关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可参见姜相顺：《神秘的宫廷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版。 [105]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一月，1462页。 [106] [日]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一月，1478页。 [107]阎崇年先生在《满洲贵族与萨满文化》一文中说这副祭天图为堂子祭祀礼仪，笔者认为阎先生该观点值得商榷。“tan”的汉语借音很明显的说明了祭坛典仪源于汉族礼仪，不属于满洲原生堂子祭祀的文化范畴。阎先生该文载于《满学研究》第2辑130页，阎崇年主编，民族出版社发行1994年第1版。 [108]《满文老档》崇德第37册，崇德元年十一月，1710——1711页。 [109]《满文老档》崇德第37册，崇德元年十一月，1709页。 [110]原注：《满文老档》原文，此书有一无字黄帖，乃“皇太极”御讳。 [111]《满文老档》崇德第37册，崇德元年十一月，1711页。 [112]《满文老档》崇德第38册，崇德元年十二月，1718页。 作者：邱源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