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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于七室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兄、皇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冬十月祭祖礼在太庙举行，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从此中原蒙古宗室祭祀祖先活动，真正转入了中原王朝祭祖轨道。但仍旧保存了一些蒙古的或时代的特色。 历代庙制，俱各不同，但多以七庙、九庙之制，而元代实施八庙制。至元元年（1264年），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后，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建成。命平章政事赵壁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列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带、皇伯妣也速伦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荘圣皇后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第八室。“十一月，奉安神主于祏室，岁用冬祀，如初礼。”初礼，包括“凡室以西为上，以次而东”。这是蒙古人尚右“国礼”的一种表现。这种八庙制，在蒙古人中间一直延续到最近。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白八室，形式上采用了八庙制。 至元四年 （1267年），忽必烈命国师僧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这是元朝在太庙作佛事的开始，也是历代“郊庙之仪”中所没有的。并且七年十月，“敕宗庙祝文书以国字”。“国字”即蒙古文字。 元朝太庙之神主的排列，始终存在着蒙汉文化对立中发生的矛盾。“周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昭处于东，穆处于西，所以别父子亲疏之序，而使不乱也。”而蒙古尚右，恰与周制相反，所以，汉人看来这是“昭穆不分，父子并坐，不合《礼经》”。有人主张，元朝太庙制度，不依唐宋之制，惟当以昭穆列之。太祖室居中，睿宗居太祖之东，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东，为昭之第二也。兄弟共为一世，则成宗、顺宗、显宗三室皆当居西，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为居东，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为上，东以右为上。这样排列，“则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违《礼经》，可为万世法。” 至治三年 （1323年）四月经中书省建议，皇帝批准，按上述方法排列了太庙神主，共十室。 元朝社稷和宗庙方位排列上，宗庙居东方，而社稷居西。此与《礼经》同一。 元朝太庙祭祀还有若干蒙古的特色 “凡大祭祀，尤重马湩。”掌管牧养系官马匹、供给官用马事务的太仆寺挏马官专管马湩，每当致祭时“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除马湩之外，“牲斋庶品”中也有天鹅、野马、塔剌不花 、野鸡、鸧、黄羊、胡寨儿（原注：其状如鸠）、葡萄酒等具有蒙古特色的祭物。并且这些祭品“以国礼割奠”。 所谓“国礼割奠”是蒙古的祭礼。《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条云：“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当省牲时，法服，同三献官升殿，诣室户告瞃，还至牲所，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明旦，三献礼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復陞殿，分诣各室，蒙古博儿赤跪割牲，太仆卿从朱漆孟奉马乳酌奠，巫祝以国语告神讫，太祝奉祝币诣燎位，献官以下復版位戴拜。”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棂星门外，名曰“抛撒荼饭”。凡大祭太庙，行割奠之礼，以国礼行事，以示隆重。 按照传统，太庙祭祀，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叫做摄祀。摄祀仪，其目有九，一曰斋戒；二曰陈设；三曰习仪；四曰迎香；五曰省牲器；六曰晨裸；七曰馈食；八曰酌献；九曰祭马湩。此九项中第九项“祭马湩”仪制，前代所未有。祭祀中，“礼直官引献官诣神座前，蒙古庖人割牲体以授献官。……太庙领取案上先设金玉爵斝马湩、葡萄尚醖酒，以次授献官，献官皆祭于沙池。”最后“奉胙进于阙庭，驾幸上都，则以驿赴奉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