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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知道裤子至少经过了三次革命，看起来一次比一次顺利。赵武灵王搞服装改革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的长辈和本家都公开站出来反对。他的叔叔公子成有很强烈的“文化自觉”。他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宗颇有一点中国中心论的意思。既然中国最先进，那为什么要向别的民族学习呢？他指责他的侄子企图“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但赵武灵王很坚决。他的理由是：“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这话的逻辑力量非常强大，从服装和礼仪的基本功能说起，把后来附加的一切赘物，如区别高低贵贱的礼仪功能之类统统放在一边。人们常常容易犯糊涂，舍本而逐末，忘记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当初我们选择社会主义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渐渐地，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给忘记了，而甘愿过贫穷的生活，还发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的奇谈怪论。又比如，现在人们谈论弘扬传统文化，本来应该是为了建立一个既适应于现代生产力，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以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初衷，忘记了弘扬传统文化所为何来，而一头扎进故纸堆，这也喜欢，那也喜欢，什么都要弘扬，不管它有用无用，有害无害，变成了复古。赵武灵王的头脑就很清楚，他抓住了根本，服装就是便于使用的嘛，礼仪就是便于人们有秩序地进行社会活动的嘛。抓住了这个根本后，他说：“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就是说，服装和礼仪都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如果情况变了，原本的服装和礼仪不再具备服务功能了，就要改，不能拘泥于传统，本末倒置。他接着指出国家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而且中山国围攻赵国重镇郜的仇还没有报，亟待改革服装，以加强军事力量。公子成终于被说服，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起了带头作用。那时候没有专业军队，农民放下锄头就上前线，没有专们的军装，为了便于作战，就得改民族服装。后来，赵国灭掉了胡人建在中原地区的中山国，开疆拓土，国力大增。此事见于《史记赵世家第十三》。我国的历史学领先世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有许多好东西，包括后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和教授传统文化的人不可不读。 最近读到一所知名大学一位教授的大作，说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识，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他说，历史上有些民族，因为不尊重自己的文化，所以消失了，比如契丹族。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了，全盘西化。他举了语言文字、服装和建筑为例子。他说，我们不如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穿民族服装，而我们都穿西服。对于这种情况，这位教授表示担忧，说道：“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这促使我对服装的功能作了一番思考。我思考的结果，认为人类服装有三种功能：基本功能、次功能和附带功能。基本功能有二：一是保护，二是遮羞。在我国古人的动物分类法中，人类被称作裸虫。为了保护皮肤和机体免受日晒、雨淋、寒风，以及一切尖利粗糙东西的伤害，人类必须穿衣服，保护肌肤。第二个基本功能是遮羞，把不便供人参观的部分掩盖起来，像亚当夏娃当年所做的那样。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服装还应该具备一些次功能，如美观、方便。美观就是展示美，方便就是携带东西。除了基本功能和次功能之外，人类还赋予了服装一些附带功能，比如用以展示穿衣人的地位和身份。富人穿锦绣，穷人穿布衣；劳心者穿长袍，劳力者穿短褂。还有，龙袍是明黄色的，一二品高官的官服则是紫色，依次是红、蓝、青，泾渭分明，不得有误。没有功名的人只能穿白色衣服，所谓白丁、白身、白衣，如《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这位教授赋予服装的显然属于附带功能。这位教授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但从裤子的发展史看，好像不那么对头。文化的基本功能应该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实际上这是一个基本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总是择善而从的，什么东西好，就采用什么。文化的服务功能发挥得好，可以推动民族进步和发展。民族进步了，发展了，其文化也就获得了腾飞的翅膀。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有什么先进的文化？莎士比亚不过是在英国殖民者受了印度古代文明的刺激而可以树立起来的一个样板。然而，由于它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全世界殖民，成了“日不落帝国”，英语于是就成了世界语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近代以来在世界上颇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可见，规律是有的，不过不是“文化兴而民族兴，文化亡则民族亡”，而是倒过来：民族兴则文化兴，民族亡则文化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