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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文]关于民族服饰的几点思考(2)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中国民俗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二、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试图从某些代表性的民族传统纹样、图案及比较典型的装饰等方面加以说明。  
    (一)有很多典型纹样、图案,在传统民族服饰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是该民族(或支系)的代表纹样或图案,是这些民族或支系某种特定观念的反映,自有其深刻的内涵。   
    贵州丹寨的部分苗族(俗称“白领”苗)传统女装的衣领背后,衣袖等特定部位上,均饰有螺旋形蜡染花纹,苗语称“窝妥”。此种花纹图案的形制、大小、数目及排列位置等,都是老祖先传下来的,决不因人因地而改变,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种女装,虽然都是由数以千计的苗族妇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的技法独自绘制的,却达到惊人的一致,仿佛是同一部机器印制出来的。此图案已成为这一苗族支系的标志。究其原因,说法不一,其一说它是老祖先最早创造的纹样,保存它是为怀念和尊重祖先。其二说它是为了纪念牛,此纹样仿自牛头的旋纹。喜欢使用牛头纹的,大都是历史上的农耕民族。与此相似的是贵州镇宁、普定等县的布依族女装,在其衣袖及长裙的下摆等处,也都饰有二方连续的蜡染图案,其基本纹样亦均为十分精致的螺旋纹。据说,此纹样是模拟一种药草(郎鸡草)的嫩苔,因为它曾医好一位重病缠身的美丽姑娘。这纹样的布局与组合与苗族的旋纹有明显的不同,它可作为布依族的代表纹样。  
    新疆巴旦木纹被称为维吾尔族的“族花”,有极强的民族特点,广泛应用于维吾尔族的服饰艺术等各种民间工艺品中,如绣花帽、墙围、花布等等。此基本纹样取材于新疆盛产的巴旦木果核,经世世代代的提炼、加工、美化而传承至今。它之所以深受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而成为本民族的代表纹样。其含意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它形似新月,是伊斯兰文化的标志,是力量与坚贞不屈的象征;另一说它具有很高的医药价值。据调查,在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的三大维吾尔医院中,有60%的药中都有巴旦木果核。此果核的主要功能是:治疗高血压、神经衰弱、皮肤过敏、气管炎及小儿佝偻病等常见病。总之,在当地人心目中,它有除灾去病的奇效。而驰名天下深受维吾尔族妇女喜爱的艾得丽斯锦,其纹样风格独特,有很强的动感和韵律感。其来历,一种说法是讲古代维吾尔族先民信奉萨满教,崇拜神树、水神的原始宗教意识的反映,其纹样是由树枝、水纹演变而来的。也有人认为,此纹是巴达木果核、水、梳子及民族乐器的变形纹。笔者曾在美国旧金山“假日”旅馆和床罩上看到过艾得丽斯锦纹样,可见,这种风格独特的优美纹样早已打破国界,落户于大洋彼岸,受到洋人的青睐。新疆的于田、民丰、且末一带的维吾尔族妇女的长袍前襟两侧各镶补七条十分醒目的横向排列的天兰色条形图案,据说,此种上装原为古代先民狩猎、打仗时的箭服,而其图案,则是由箭袋演变而来的。   
    鹿角纹是东北大兴安岭山区鄂温克族非常喜受的传统纹样之一。据调查,包括鹿角纹在内的兽角纹几乎占了他们所用纹样总数的一半左右,其形式变化多达几十种。达翰尔族学者苏日台认为,这种装饰纹样来自两种观念意识,一是鹿角的生长与脱离同大自然的季节更替联在一起的。猎民以此来掌握不同季节的更替以确定狩猎周期,此法与中原地区古代农业民族的“物候历法”相一致。二是猎民把鹿角神化,认为它是鹿的灵魂之所在,产生了崇拜心理。所以,在狩猎民族的装饰艺术中,鹿角纹独占鳌头。③四川金沙江畔的布拖、普格等地的彝族,其传统女上装多装饰以粗犷醒目的羊角纹(彝语称“约拉夫什”)。这里彝民历来以牧羊为业,至今仍坚持这一古老传统。羊角纹成为他们最喜爱的纹样是很自然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牧业民族——哈萨克族喜在服饰及床上用品上挑绣以精美的对马图案。这种图案最早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织锦。它证明对马图源远流长,是数千年来草原文化观念的积淀。   
    云南纳西族妇女羊皮披肩以“披星戴月”的特殊造型闻名遐迩。据一位纳西族学者分析,披肩上的七星、日月等装饰图案,是来自对日、月、星宿的崇拜。这图案在纳西族妇女的心里可护身避邪、带来温暖,成了保佑妇女平安的护身符。而这披肩则是纳西族宗教、文化及审美观念得到较高层次发展之后的产物,也是纳西先民由游牧转入农耕后的产物。它继承了纳西先民崇拜日、月、星宿的传统,概括、集中了东巴文化对日、月、星宿的赞美。 (二)有些兄弟民族,在服饰图案上反映出对重大历史变迁的一种朦胧的记忆,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其传统服饰上的某些图案成了无文字的“史书”。如图案丰富而考究的苗族传统服饰上,有被苗族专家学者称之为“写在身上的历史”。例如有不少花纹图案都反映了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苗族祖先曾居住在黄河流域,后来才从北方迁到南方的。贵州的赫章、威宁一带的“大花”苗,据传说当初迁徙时,老祖先是骑着马走在前面的,于是把马褥子上的图案绣进了披肩。他们的披肩大,花纹粗犷,基本纹样大都是交叉着的两支箭,据称这样组成的图案可以刀枪不入。而分布在贵州赫章、纳雍、水城等地的“小花”苗,据传说,当时迁徙时,老祖先(“大花苗”祖先的弟弟)步行走在后边,他十分留恋故土,便把田园、树林、天上的星星、水里的田螺等都绣到披肩上。“小花苗”披肩较小,上面挑满各种精美几何花纹。而他们的传统蜡染女裙上的红、黑两色花纹象征天地,中部的三道黄、蓝、绿色带状装饰,则代表黄河、长江和北方平原。四川的古蔺、叙永、筠连一带的苗族女裙上,也有黄河、长江一类装饰纹样。都留下了古代先民大迁移的痕迹。土家族织锦上的传统纹样中,也有取材于历史的,如“土王五颗印”等等。这些装饰纹样与图案。毕竟不是文字,而是艺术,它所反映的不可能是具体的史实,只能是世代相传的族人对自己历史重要片断、历史事件一种模糊的记忆。  
    还有些兄弟民族,其服饰上的某些传统图案,简直就是一幅幅对民俗活动的生动描绘。如云南武定等县的彝族盛装女裤的裤脚上喜绣人形纹。不仅纹样独特,其装饰部位也别开生面,别处极为少见。这是以挑花手法挑成的二方连续人体变形纹。此纹样为手牵手正在跳舞的女性(穿裙)群体形象。由于十字挑花的针法的限制,它形象夸张、简洁、明快,极富生活情趣。这正是取材于彝族传统民间舞蹈——打歌的场面。而海南黎族妇女新嫁衣的织花筒裙上的婚礼图,更为精彩动人。上面有热闹的送亲、迎亲、新娘坐轿、众人抬轿子、吹喇叭等形象,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土家族织绵“西兰卡普”上的“迎亲图”也极为热闹、生动,与黎家的婚礼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种种,是兄弟民族人民热爱生活、憧憬幸福的心理写照。各民族以自己特有的视角与审美情趣着意表现生的欢乐,蕴含着人们对民族兴旺、繁荣的强烈愿望。在这里,艺术与悲观无缘。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祝愿生命繁荣,以生命繁荣为最高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与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有不少民族地区,人们把族人对生命繁荣这一审美理想的刻意追求,突出地表现为:把精力倾注在童装上,人们把民族的繁荣兴旺全寄托在儿童的身上。在我国南方的苗、侗、水、瑶、白等兄弟民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母亲们常常是调动各种工艺手段,把背儿袋,这母亲身上的摇篮,精心绣制装饰得五彩缤纷,令人赞叹。这些背儿袋大都是兄弟民族著名的高档次的刺绣精品。 
    (三)有些兄弟民族在传统服饰装饰的图案中,喜欢用某些特定的动、植物或日、月星辰等变形纹作为代表纹样,或佩戴摸拟某种动物形象的头饰,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有密切关系。  
    在贵州的黔西北、云南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彝族妇女喜穿大襟长袍。其盛装长袍的下摆,要缀以用白布条或白线盘绕而成的三组(两侧、中间各一组)螺纹,各成组合图案,精致而醒目。据彝族学者讲,白色螺纹,彝语称“木普木古鲁”,意为“天父”;底色呈现出的黑色螺纹,彝语称“米莫米啊哪”,意为“地母”。又讲这组合图案是虎头变形纹,它们是彝族崇虎宇宙观的反映。而苗族服饰上的龙、蝶等图案,同彝族服饰上的虎图案一样,大都与古老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贵州黔东南的台江、凯里、雷山、剑河等县,苗族妇女盛装上的龙图案,运用广泛,而且位置显赫,对于龙在人们的心目中,颇有敬仰之意。黎族的女装,有些地区以龙、水牛、芭蕉等古老图腾性质的物象为图案。这些图案曾是同一血缘集团的标志,也是支系群体的象征。西藏珞巴族地区,人们喜戴蛇形手镯,认为戴它可以护身。有关专家认为,珞巴族认为蛇与自己有某种血缘联系,所以崇拜蛇。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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