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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虽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但在精神上却是极度的自由与解放。文人欲实现政治理想又怯于官海沉浮，为寻求自我的超脱和精神的释放，其着装形式宽衣大袖，袒胸露臂，从侧面上我们也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文人、士族的苦闷。玄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礼法观念变的冷漠，文人、士族大兴清谈之风，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无为而治”，强调返璞归真，听任自然。所谓“致虚极、宁静笃”，主张在对政治实用超越的同时，强调人精神的自由，以及由这种精神自由所带来的生命状态的旷达与飘逸，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的觉醒，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学的兴起，改变了整个社会风尚，人们鄙弃仕途，看重学问，追求精神的自由，人走向了“自觉”。反映到服饰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的将自己的审美要求在服饰上充分的体现出来，体现出追求超凡脱俗，自由洒脱的服饰追求，形成了“褒衣博带”的服装样式。 从整个服装样式及其社会环境的分析我们来分析文人、士族的生活方式的存在形式：1.社会上的名流、文人由于无意仕途的苦闷，为了逃避政治仕途的苦闷，对现实的政治不满，故多寄情山林、隐迹江湖，过着逍遥放荡的生活，更注重精神的释放；门阀士族多形式上刻意模仿当时社会上一些名流的生活方式，生活奢侈闲适，注重生活的品位和享受。社会上的名流、文人的种种的行为得到了社会上层门阀士族的竞相效仿，把它作为高品位的象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褒衣博带”的服饰风格就是在他们不断的效仿中得到发展流行。南京出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的壁画中可以看出文人多“褒衣博带”、放纵山林。 2. 文人、士族多喜饮酒的习惯。他们认为人醉了之后就可以，完全的放达自我，他们喝酒一定要求醉，喝醉了之后他们便急驰与山林，散发、敞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人的那种苦闷，他们极需要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慰籍。他们那种放纵的情感和身形，被门阀士族竞相效仿，殊不知文人们的苦闷。对于“褒衣博带”这一服饰风格形成的另外一种看法是源于鲁迅的说法，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认为与当时服药有关“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这里他们服的药为“五石散”。“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大脑受到麻醉，使人们暂时忘却世事的纷扰。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个个都饮酒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酒在当时文人、士族生活的重要性。不管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都显示出当时一些文人、士族等追求自我，洒脱的精神内涵，真正的实现人本身的“自觉”。佛教伴随着整个时代那种自由的环境在魏晋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人们在物质资料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需要一种思想的寄托对于现实做一合理的解释，以摆脱心灵的不平衡，而佛教的学说，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这一思想，它以轮回报应说为基础，人世有六道轮回，采用“诱喻”和“胁迫”的手段，告诉人们“修善则有无穷之庆”，“语福则有神明之佑”，而“行恶必有累劫之殃”，“论罪则有幽冥之司”。这样的思想重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思想的平衡，使佛教深入人心。 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促使佛教艺术的发展，到魏晋时期逐渐走向中国化。而佛教是否影响“褒衣博带”的服饰风格形成？这都需要我们认证的考证，佛教作为来源于古印度的外来文化，在古印度佛教服饰的特征上分析，也是一种宽松、肥硕的服饰特征，在整个服饰来看像裹在身上一批布。古印度在地域及整个地域气候来看来看处于南亚地区，为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闷热潮湿、冬季干燥。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古印度佛教规定僧侣最多只能拥有三衣，而且偏袒右肩露出臂膀。而佛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时候仍然保存着印度佛教服饰的风格特征，北魏时期的许多佛像的服装与印度早期佛像的服装有很大的相似性。魏晋时期佛教已经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服饰的样式风格上逐渐趋于中国化，从而可以看出佛教服饰对于“褒衣博带”的服饰风格的影响。在许多的佛教石窟中的佛像形象、飞天、供养人的服饰特征也显示出“褒衣博带”的服饰特征。从这些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社会民众的认知程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社会民众及其文人、士族阶层广泛传播。魏晋时期士族制度逐渐鼎盛，有很大的影响，士族制度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其阶级意识，其反映在服饰上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标志，因此一方面对于各阶级的服饰有着相当严格的规范，他们在选用自己的服装上更加注重要体现出自己的阶级性，所以他们更加追逐时代的流行因素，以章显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任情纵欲、消极享乐，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服饰向飘逸洒脱形制，素淡静雅的色彩的方向发展。 魏晋褒衣博带的服装样式的流行，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者的服饰改革，特别是魏孝文帝等的服装改革影响很大。北魏的服制改革，《魏书》卷91《蒋少游传》记：“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太和十年，皇帝始著衮冕法服，朝臣颁给五等公服。十五年，颁赐刺史已下衣冠。十八年（494），革衣服之制。历时十四年，基本完成。现代学者，因太和改制有刘昶等个别南方人参与，遂强调为模仿南朝，恐失客观。北齐颜之推（531—590年后）在《颜氏家训》卷4《涉务》中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等等这些都利于褒衣博带的流行发展。这种服装被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重视，从某一方面讲，更多的是出与一种政治的目的，以这种手段实现政治的统治。但不管当时的统治阶级出与什么目的，都促进了整个褒衣博带的服装样式的流行发展。以上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这个时代整个服饰的变化、发展，这几种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共同作用影响着这个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孤立的对待一些问题。 魏晋褒衣博带的服饰文化的形成受到当时这个社会各因素的影响，形成适合时代性的服饰特征。从整个服饰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其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倾向。“褒衣博带”式服装的自由、洒脱，可以感知士族、文人的纵情、达意；服装多采用忍冬纹、莲花纹装饰，可以了解佛教在当时整个社会的认知程度，看到佛教所强调的静心、忍耐，静候苦海轮回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这个时代服装的发展演变了解。通过研究服饰文化来了解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仅仅从整个服饰变化的形制上，还应该侧重对于整个服饰的装饰纹样、材料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加充足的证据来相对真实的还原时代的生活方式。 本文摘自《读者欣赏》2005年第5期 作者：谢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