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海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表不治本： 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