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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深知国家破败，危如累卵。他为了救治这个破败的国家，保住朱家的社稷江山，耗尽了心血。但是，他最终还是不能阻止亡国亡家的死神的脚步。人们同情这位亡国皇帝，不无怜悯地称明崇祯时期：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富于感情色彩的评语把太多的同情给予了这位亡国之君，而掩盖了他亡国之君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是他的褊狭自私、多疑猜忌从而痛失了忠臣良将；是他清理了内侍魏忠贤及其死党，又重用了新一批内侍，纵容他们刺探消息，流毒天下，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所以，学者张廷玉批评崇祯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指。” 崇祯皇帝是以藩王入主帝位的。刚入宫时，他对一切都不熟悉。而宫中、朝廷，都是魏忠贤的爪牙。有魏忠贤在，他的皇帝宝座就受到威胁。所以，他八月即皇帝位，等了两个月后再收拾魏忠贤，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崇祯皇帝收拾权臣魏忠贤，是想从他的手中夺回决定国家和皇位命运的禁卫军，而不是痛恨使魏忠贤为所欲为的禁卫系统。恰恰相反，崇祯皇帝发现，谁都怀有野心和私心，只有内侍和禁卫军靠得住。这样，把复兴大明江山的厚望寄托在内廷禁卫军身上。清学者因此指出：“(崇祯)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竟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复思用近侍。” 崇祯皇帝倚重内廷禁卫军，对东厂和锦衣卫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由衷的信任。崇祯皇帝信赖的心腹内侍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相继领厂事，东厂缇骑官校又一次成为皇帝的宠儿而耀武扬威，告密之风愈演愈烈。建德人郑三俊曾任职刑部，负责刑部事务。李清刚入刑部时，郑三俊获罪遣归。李清前去拜会，问他：刑部什么最冤?郑三俊惨然苦笑说：无过于盗情，想平反，也是秋后处决。李清十分愕然：为什么?回答说：都是东厂缉获的案子，司官不敢平反，堂官敢吗?只能选一些没有赃证、实在可怜的人犯缓期秋决，有的或许可以获救。两人相顾叹息。 李清说，他初入刑部时，听说东厂办的案子最冤最滥，每个厂役一旦拿获盗贼人犯，不问青红皂白，施以五毒酷刑，敲诈勒索，直到无油水可捞，这才上呈厂部狱中。东厂折腾够了之后，定案治罪，罪行历历有词。四天内案子下部拟。十天内依样具奏。再过四天，便最后判决。人犯从缉拿之日便听天由命。曾经有一个人按盗贼被捉拿，自己叹息说：我贼都没有做，怎么诬我为强盗?李清见到刑部司官，想给这个无辜的人平反。司官说：不敢。问：为什么?司官沉重地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 崇祯皇帝对内廷禁卫军寄托厚望，将复兴帝国的大业交付给这群缇骑、官校，这无异于南辕北辙。帝国勉强支撑了17年终于大厦倾覆，这是历史的必然，而禁卫军的为所欲为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2．缇骑我行我素 崇祯皇帝倚信缇骑，借重禁卫军复兴帝国，缇骑官校们趾高气扬，过香筒盘龙着锦衣玉食的优裕生活。崇祯疑心猜忌朝臣，对哪个部门都不放心，于是派心腹内侍四出，渗透到各个部门，名义上是监督，实际上则是以钦使身份全面接管。这些人一方面排除异己，罗织种种罪名交由内廷禁卫亲军逮捕入狱，一方面总理政务，大权独揽，疯狂地敲诈勒索。这些缇骑、校尉无所不为，折腾得四海不宁，朝政乌烟瘴气。 崇祯皇帝怀疑户部、工部问题严重，派司礼太监张彝宪前往大堂。检查两部钱粮，核查其经济账。张彝宪是崇祯四年九月奉旨上任的，单独建立了办事衙门，称为户工总理。皇帝这样做，显然表明不信任大臣，倚信内侍，朝臣们心里当然不乐意，也十分不快。吏部尚书闵洪学领朝臣联名上书，反对皇帝这样做，给事中宋可久等十余人也上书劝谏，认为这样只会令朝臣寒心。崇祯皇帝根本不听，照旧我行我素。 张彝宪坐堂办公，统领户、工两部，位居两部尚书之上，时人戏称堂公堂婆。两部大臣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九卿重臣的两部尚书也只能在内廷禁卫护从下的户工总理面前恭恭敬敬。但一些正直的大臣不能容忍，愤而上书反对，希望能改变这种滑稽可笑的任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工部侍郎高弘图。高弘图在上书中说：工部有公署，负责的是尚书，协助理事的是侍郎，这是朝廷制度所规定的。内臣张彝宪奉旨总理两部，位于朝臣之上，这不是侮辱朝廷和亵渎国体?微臣是工部侍郎，是尚书第二，但不是第二内臣——国家大事，不能不谨慎从事!朝臣上书提出异议，虽让张彝宪不高兴，但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最后，高弘图进言说：“且总理公署，奉命别建，则在臣部者，宜还之臣部，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