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编制有其自己的特色,其制度与绿营截然不同,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所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是以募兵制度代替了绿营的世兵制度,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随即裁撤全军,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私属性。在财务权方面,湘军也不同于绿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并无专项拨款,开始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同时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淮军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它自成一系,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安庆组建淮军时,兵力为6500人,后到上海,经过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同治四年(1865年)已有兵力五万余人,洋枪三、四万杆,同时还有4营开花炮队。由于它脱胎于湘军,所以营制、饷章、筹建方法也以湘军为样板。 勇营制度不同于绿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军队的私人化,而淮军则显得更加突出,它比湘军私人化的程度要深得多,在士兵招募制度上,虽同为将帅招募,但两军招募原则不同,它不同于湘军必募湖南山农,取保具结,而是随时随地招募,兼容并包,并不特重地方观念。其士兵成份庞杂,多无家室之累,长期以从军为生,因此很少有因思乡闹事的。其统帅大多为行伍出身,视军队为进身之阶,不愿轻易脱离,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也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淮军的饷源与湘军一样采取自筹制,但也不尽相同,它没有捐输和丁漕,厘金之外,又增加了关税,关税要占到兵饷的三分之一,说明它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 淮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到上海之后,淮军迅速以近代兵器武装起来,从请人代购洋枪到与外国兵工厂直接挂钩,进而自已设厂制造,使其装备较快实现了近代化。截止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购买洋枪十数万支。从光绪六年(187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购置了后膛大炮486尊。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炸弹二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西式兵工厂也不断生产各种新式军人以保证供应,因而在武器装备上,淮军远远优于八旗、绿营以至同为勇营的湘军。除装备的“西化”外,淮军还注意用西法训练军队。一方面,李鸿章雇用外军军事教官,同时也挑选低级军官到国外学习军事,又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兵种配置上,淮军也出现了变化,不但筹组了洋枪营,还成立了炮兵营。到光绪四年(1878年),淮军仿德国军制建立新式炮队19营,配备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114门,淮军也与湘军一样实行“长夫”制度,但长夫的职责已不仅是单纯的运输,而要担当修炮台、疏河、修路等工程,性质已类似工程兵。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淮军的出现及其初步“西化”是清代从传统陆军向近代化新军过渡的重要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