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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岖，人力难逞”⑴，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⑵。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⑶，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今桂阳），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衡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⑷随即撤消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祥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⑸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耒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⑹。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⑺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