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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8，第62页。）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2～4页。）。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舰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攻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了。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9，第37～38页。）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洋舰队被迫采取从近海防御退到守御海口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即丁汝昌所说“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也。山东巡抚李秉衡亦有同见，认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53页。），并提出：“合观形势，非另有大枝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59页。）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余舰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非偶然。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覆灭。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以致与长达近30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