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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确定后，朱元璋是亲自前往还是遣官代行，这要看皇帝政务是否繁忙、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定，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亲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决定之后，还须及时通知掌管操办耕籍田礼仪的太常卿，以便就相关礼仪是否变动（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户部尚书北向进耒，太常卿导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这一系列礼仪就须作相应的改动，因为代行礼仪的官员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户部尚书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卫是否应该加强（如皇帝亲往，必须提前清道，并加强沿途及先农坛周边的警戒和保卫力量）作出决定和安排。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为太子太傅，作为必须参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后来，朱元璋果然在这一天亲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这一推断的最好证明。因此，许多案犯所交代的“具体谋反日期”，不是蓝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证”，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铁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牵连诛杀大批无辜的武臣，就连蓝玉的谋反事实也加以抹煞、否定。 原文刊载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一辑，原标题为“真假混淆的蓝玉党案”作者：陈梧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