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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卤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参见本刊上期《日本满清，谁是中华？》）。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 “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