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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无法理解叶志超为什么在尚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的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为关键。在这场战争的悲剧性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似乎根本就从未爆发过，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拿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是如何退化并最终走向死亡的。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这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构建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有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它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它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变化，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