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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顺治十年十一月，洪承畴在武昌有《微臣到任》一疏，提到“多得贤良，安民劝农，以守为战；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战为守。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的计划[187]。联系洪承畴的战略思想，很容易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是洪氏贯彻战略思想的具体行动方针。概言之，就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两个方面的内容。 为最后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洪氏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长沙幕府为核心，一方面从政治上进行招抚工作（包括直接针对抗清武装及争取湖南士绅、间接破坏其社会基础的种种活动），另一方面，努力完成战备任务。“以守为战”中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内容，我们在争取湖南士绅，扩大长沙幕府，屯田、征饷等论述中已多有涉及；在此基础上，洪氏最终完成了决战的准备工作，建起一个四面防御的军事体系，这就是“以战为守”的内容，是洪氏开府长沙期间完成的又一项重大工程，下面结合具体史实进行阐述。 一、调集精兵良将 “以战为守”，洪氏自己的诠释是“简拔将领，练兵制胜”。 受命经略西南之初，洪承畴凭着自己“阅历边疆，颇悉调兵事宜”的老资本，立即拟就一份全国范围内所有精兵强将的名单，将所谓的“山、陕、关、辽堪战兵丁”调往湖南前线。不管边疆腹里，各督、抚、提督、镇标内符合条件的“选择调取，数不求多惟求其精”，宣称“臣有此把柄，方可调度如意，剿抚中机。”[188]从他的名单中，我们可知：洪承畴指名调取的军前将领大都是其旧部，如旗下官李本深、白广恩、原任福建提督刘忠、宁夏总兵刘芳名、徽州总兵胡茂祯等。虽然洪承畴不象明代以来的武将，有自己的家将私兵可供驱使，但以旧日部将率领各地挑选的精兵良将，实际上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可见洪承畴在从江南背黑锅回朝坐冷板凳其间并没有忘怀政事。 洪承畴的经略军前营制，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其中亲兵1600多人，由李本深、刘忠、胡茂祯等统领。顺治十二年五月，经略军前营制正式建立，有左、右、前、后提督四镇与左、右两虾营及前、后、中三副将营共五营，称为四镇五营。四镇为左标李本深、右标张勇、前标南一魁、后标胡茂祯；五营为左虾营张大元、右虾营马鹞子[189]、标前营王永祚、后营卜世龙、中营刘应志，而其中右标提督总兵张勇“尚未抵汛”[190]。本来，洪承畴从京城带出一千多官兵，加之抽调各地陆续到达的官兵，新编经略左标、前标、后标提督总兵[191]，这才形成经略营制的目前规模。这些调集到湖广军前的官兵都是经过甄别的精兵良将，如“北直、山东、江、浙腹里弱兵不得混入”，即使到达湖南的官兵凡装备、素质不良者均“酌给路费，归还本营”，一律退回。[192] 二、建设“五千里长边” 除了调集精兵强将外，“以战为守”的另一个内涵是“树我之藩篱”。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条从湖北到广西，穿过湖南常德、宝庆的千里防御线，一个被称为“五千里长边”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洪氏运筹帷幄、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重要步骤。可惜的是许多先生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本来，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赞美洪氏杰出军事才能的机会[193]。 洪承畴的具体部署是：“调拨经略官兵，举郧抚、设郧镇以堵刘、郝诸逆；立武昌城守，设洞庭水师，以壮全楚腹心。分一提、三镇驻武，以固辰、沅门户；立一抚、两镇驻宝庆，竭遏武、靖狡窥；永州、祁阳等处节节设镇，以控五千里长边。又以朝廷发大兵取滇黔，必先复广西，开入滇之路，乃设抚、提两大镇，驻桂林，又全帅一大镇驻苍梧，此其大较也。”[194]此外，长沙幕府成员彭尔述证实了这个计划：“经略五省太傅洪统兵长沙，得以便宜承制，置将吏，于是以四镇驻常，两镇驻宝，一镇驻永，一镇驻祁，线伯驻粤西，数千里内四年之间棋置星布皆重镇……贼画地相戒勿深入。”[195]这就是所谓的“五千里长边”——“永州、祁阳、衡州、湘潭、益阳、常德、彝陵、荆州以迨郧、襄，节节设镇，五千里之长边，首动尾顾，此呼彼应，而楚中之气脉贯若连星矣。”[196]以上战略要地的设置与档案材料完全符合。洪氏这个以“五千里长边”为特征的军事防御体系，主要是通过三大步骤建立起来。 第一步：确保常德。在常德驻扎重兵的基础上，又添设了水师营，并在湖北与湖南交界的彝陵增设水师营，在荆彝以北设立郧襄水师营，水陆并防，重兵压境，从北到南拱卫常德。 顺治十一年，先期到达湖南的镇将李本深、胡茂祯等人进入常德驻守，又以江南上江调来、新升湖南右路副将孙喜策任“本地主兵”常德副将之职，与辰常、沅州等“协防客兵”共同驻守。[197] 顺治十二年五月，刘文秀等进攻常德失败后，“逆贼两出辰河，今复造船窥犯”[198]，洪承畴意识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常德仍然防护不严，关键就在于缺乏水师。“常德逼近辰沅，当下流要冲，中有河路达洞庭、以至岳州，片帆可到，乃武昌之藩篱，荆州之门户。”[199]为了使清军官兵不致无船截剿、立岸拍手，洪氏认为“今日第一急著必添设战船水师，为目前剿御及将来进取根基。”九月，增设常德水师提上议事日程[200]。 十月，洪承畴考虑到北线防御的漏洞，请求增设彝陵水师营。“荆州丛山复莽，素称贼薮。其遗逆李来亨、马腾云、王二、王三及姚黄等为害固已多年，然平日不过出谋窃犯，今则联络孙逆，受伪职、资伪饷，串为一气，分犯肆逞矣。武冈则有贺九仪等掣我兵之肘，常德则有伪南安王刘文秀等乘水直犯，彝陵则有张、崔二逆突如其来，诸逆计定谋成，一时俱出……而彝陵孤悬边末，众寡不敌，辄有五月五日之变，此足见兵力有单厚而利害之不同也。”[201]顺治十二年五月刘文秀、卢明臣等以水陆大军六万进攻常德，虽以水陆配合不当失利，但对洪承畴来说不啻为一记警钟，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薄弱环节，雷厉风行地设置了常德水师营、彝陵水陆官兵三千名。 顺治十三六月，在原郧襄总兵左右两营的基础上，又添设一个水师营，一共三千官兵，以防守长江上游滩浅易涸最容易被突破的十余处地方[202]。水师营设立后，由顺治八年投诚“熟知贼情地理”、在郧阳巡抚胡全才手下效命的于大海[203]任副将。 这一举措，针对中原抗清势力的活动，旨在防止其与西南抗清武装联合的可能。 顺治十三年二月，南明桂藩总督李启晟潜入郧阳，与郝摇旗接头，准备联合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复明武装共同起事，被郧阳巡抚胡全才遣千总朱光祚等逮捕，缴获敕书、关防、印札等报闻，李启晟被诛杀。[204]胡全才也是长沙幕府成员，原任江西饶南道，顺治十年六月随洪氏到达湖广，不久受命为郧阳巡抚。李启晟即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205]曾长期在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活动，秘密联络、发展各地抗清势力[206]。由此可见，增设川、陕、豫交界的郧阳水师，加强兵力配备，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防止活跃在房山、竹山地区的郝摇旗、刘体纯等人联络中原、窥视湖南的可能，同时还可以借此截断孙可望军队的北翼支持。“清盛兵据郧襄，永忠、体纯不能出，食且绝，复南会李来亨、王光兴、结寨于巴巫之西山。”[207]在清军严密防卫下，郝摇旗、刘体纯等最后进入夔巴交界的西山地区，依山恃险进行固守。 第二步：在确保常德的基础上，重点防御宝庆，在益阳、东安、祁阳、兴宁等地添兵设将，增设驻防，力保湖南的心脏地带长沙、衡州等地的安全。 顺治十一年三月，洪承畴在宝庆抢设驻防，由刘忠、王平等驻守[208]。 顺治十二年八月，洪承畴具疏题准设立祁阳总兵、益阳总兵、东安副将[209]。由于湖南是洪承畴整个防御体系的重点，北起常德，南至永州，地方广阔，兵力单薄，为使上下左右的清军能够相互呼应，除在宝庆设置两镇外，又在常德、衡阳、宝庆、永州等地的中间地带增设益阳、祁阳、东安三处驻防。 益阳总兵，从江西南赣拨兵及就地招募，共有三千人马，由刘进忠率领；祁阳总兵，从陕西调集总兵陈德率兵前往，也有三千兵马，两镇都在顺治十三年八月成营[210]。只有陈德本人“自陕西起行，路既遥远，又因丁艰阻滞，至十四年十二月内，始得抵汛管事。”[211]陈德到达后，驻扎祁城，知县董钦承奉檄借民房，屯扎兵士[212]。 东安副将，从岳州、河南等地调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领，于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成营[213]。东安城墙由洪承畴幕僚黄中通、张道澄等负责修建。 益阳介于常德、长沙之间，祁阳、东安与永州各成犄角之势，三处增设驻防，不仅使常德、长沙、宝庆之间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应，而且，宝庆的防卫大大加强，好象的巧妙一着子，就走活了全盘棋。以后的事实证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清军还将长久持续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局面。 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还接受守备牛灿建议，将原来驻扎东南兴宁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设桂阳、宜章、临武三营，新增两桂营和宜郴营。两桂营游击驻桂阳，分防与江西交界的桂东、桂阳和兴宁三县；宜郴营参将驻宜章，分防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临武三县。[214]两桂营和宜郴营的设立，在平定与两广、江西交界的汉、瑶抗清武装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为了加强广西方面的防御，洪承畴请求增兵一万五千名。其中的一万名分布梧州、浔州、郁林、横州等处，五千分布于桂林省会。新增官兵分别从广东、江南、江西南赣、山东、河南等地调集，基本上在顺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毕，以线国安、全节两镇驻扎桂林，马雄驻扎苍梧。[215]加强广西的防卫力量，其作用与加强湖北的薄弱环节一样，是为了截断孙可望军队在南面的支持。这三个步骤，在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纵观这一体系，北部以常德为重镇，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蕲黄农民军、山寨武装南征，又可南接驻守辰、沅等地的孙可望部将北战，故仅常德一地就设置四镇，经略左标李本深、后标胡茂祯、辰常总兵杨遇明、沅州总兵张鹏程及副将孙喜策等都聚集一地，还以郧阳巡抚、武昌城守、洞庭水师等为缓冲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宝庆为要地，以东安、祁阳、永州为依托，共同屏障长、衡；并将桂林、苍梧一线作为缓冲地带，防止以云贵为根据地的抗清武装从南翼突袭湖南，桂林离湖南最近，苍梧与广东交界，必要时即可出击柳州和浔州。显然，洪氏坐镇长沙是整个防御体系中心，而湖南则成为相持阶段中的主战场。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216]，力保与孙可望部将直接对峙的常、宝安全，待机打击南北两翼的“后路”、“旁路”之敌，就成为湖广前线清军的主要任务。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以后，不仅湖南境内的清军可以互相声援，在更大范围内，湖南与湖北、湖南与广西的遥相呼应也成为可能，湖广前线的防卫大大加强。 洪氏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为用兵要领”[217]的特点就凸现出来了。如果说，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政治、经济举措是“以守为战”策略的主要内容，那么，以“分防扼守”为特征，建立一个首尾呼应、南北共防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以战为守”的要点。事实上，两者都着眼于防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军事上，洪氏始终采取保守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实际上就是四面设防，全面防御，这常被认为是兵家之忌。洪承畴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倚势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在洪氏看来，相持阶段中，军事力量主要是为配合政治招抚而起作用，因而防御体系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并非以承担抵御强烈军事进攻任务为主，而是作为政治招抚的辅助和后盾，等待条件成熟，转变为进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请增设湖南、湖北、粤西各处水陆官兵，虽为目前堵剿之实，正为将来进取之远图。”[218] 所以，“以守为战”也好，“以战为守”也好，洪氏的着眼点在“守”而不在“战”，归根到底是为了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另一方面，“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通过政治攻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终极目标。招抚、离间、瓦解南明武装的种种伎俩，“五千里长边”的建设，无非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就是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没有理解，仅凭想象和猜测，信口开河，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解释，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