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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旅顺口有“东方的直布罗陀”（The Gibraltar of The East）之称。西人名之为“亚锁港”（Port Arthur）。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湾，是我国华北最重要的国防门户。清末时期，李鸿章鉴于其处形胜天然，位置险要，决定将之建为北洋海军的基地（Naval Station），于是大力展开经营，修筑炮台、营垒、船坞、船池、厂房、仓库，以为海军停泊修理之所，我国之有近代化军港，自此始。 旅顺港的经营从光绪六年（1880）十月开始着手，到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全工告成，实为我国近代举办的第一件巨大工程。以时间而论，前后历时十年之久；以财力而论，耗帑约二、三百万两；以人力而论，经常在工者五、六千人。历时之久、工程之艰、规模之巨，不仅在清末时期，即在民国初年亦属绝无仅有。以我国当时的科技情形而言，所遭遇的困难自易想见。本文的目的即在就其经营的经过加以研究，以便观察我国在近代国防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建港的背景 旅顺口全景，从左至右分别为黄金山、西鸡冠山、老虎尾旅顺之成为我国近代第一座军港，并不是偶然的，一则由于海军发展的需要，二则由于原有港坞的不足，三则由于其形势的险要。兹于以下分别说明之： （一）海军发展的需要：我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实以东南沿海为最早。咸同年间，外有英法联军之役，内有太平天国之乱，清廷鉴于内忧外患不绝如缕，决采西法以图自保，于是而有自强运动，新式海军的创建即肇基于此时。有关海军的措施，一为新式炮局船厂的设立。同治四年（1865）九月，曾国藩及李鸿章首于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是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较具规模的兵工厂。次年七月，左宗棠又在福建创设马尾造船厂，并附设船政学堂，以为培养人才之所，可谓为我国新海军的摇篮。二为轮船兵舰的仿造与购置。仿造之船计江南制造局五艘，福州船厂十一艘；购买之船计广东向英、法购船十二艘，福建向英、美、德购船八艘，江苏向沪商购船五艘。这一连串的造船与购船运动，实为中国的新海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三为外海水师的组织与训练。海军的建立固在船炮，更在有人操纵驾驶，否则即归无用。故在购制船炮的同时，当事者对于海军的训练也特加留意。同治二年（1863），当太平军之乱将近尾声时，清廷便曾谕令沿海督臣荐举水师将才。并令曾国藩所部内江水师，都兴阿所部扬防水师，有胜外海水师之任者，各举以闻。七年（1868），两江总督曾国藩一面将湘军水师改为长江水师，一面又让将江南旧有水师改为内洋、外海与里河三大支。而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于同时有将海防划分为南洋、中洋及北洋三大支，藉便统筹发展之议。次年，曾氏的奏请虽为朝廷所批准，但丁日昌的建议却被搁置。九年（1870），曾氏又曾提出一个《洋防章程》，计划将沿海七省和沿江三省归并设防，使江防海防联为一气。然而由于该议牵涉的问题过多，并未见朝廷有何反应。惟在此时亦有一项新的发展值得注意，是即这年八月，福建因为成船日多，乃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的大员，以为轮船统领。旋奉旨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出任，是为福建舰队成立的开始。同年，江苏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于九月间在上海设立一个轮船操练局，以吴大廷总理局务，是为江苏舰队成立的雏形。尽管出身于湘军水师的李成谋和曾任台湾道的吴大廷对于新式轮船都是外行，可是当事者对于海军的组织与训练之重视已于此可见一斑。 当南洋海军不断发展的时候，北洋在海军建设方面却还遥遥的落后。直到曾国藩与沈葆桢二氏先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及光绪五年（1879）谢世以后，海军发展的重心方才北移，落在李鸿章的肩上。先是当同治九年（1870）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之时，天津尚无专设的巡洋水师。次年，经鸿章与曾国藩函商，沪局方才饬调“操江”轮前往北洋巡哨。及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又由闽厂调拨“镇海”轮一艘加入北洋海防，但兵力仍属有限。直至光绪元年（1875）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始以北洋为“京畿门户所系，各国观听所属”，将现有的海军大加扩充，先后向英国的阿摩士庄厂（Amstrong& Co.）购买二十六吨半及三十八吨半的炮艇六艘，巡洋快船二艘。接着并于光绪六年（1880）向德国的伏尔铿厂（Vulcan&Co.）订购铁甲战船二艘，北洋海军的实力至是始一支独秀而凌驾于南方各省之上。北洋的船只既然日益增加，则无论避风、停泊或修理，对于船坞均倍感需要。 （二）旧有船坞的缺点：同光之际，我国于福州、上海、广州计有船坞三所。 清末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造船企业——福建船政局 福州船坞原为泥坞（mud docks），属于福州船厂，位于马尾山麓下的中歧地方，为同治六年（1876）所修。计地周围四百五十丈有奇，其中设有船槽一座，以铁杉木为梁柱，用机器旋转，将船挽而登陆，以便勘底修理。惟其槽身仅可任重一千五百吨左右，以之修理一百五十匹马力之船尚可，稍重即非所宜。 上海船坞，亦为泥坞，原属于江南制造局，后名江南船坞，位于上海的高昌庙附近，同治六年（1867）复修。长约三百二十五英尺，主要为修理江南制造局所造木壳兵船之用，根本不能用于修理铁甲兵轮。 广州船坞，广州原有泥坞一所，可修小型巡船，光绪二年（1876）地方当局又向英人购得黄埔石坞（Rock at Whampoa）一所，其中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长二百七十二英尺，宽六十六英尺、深二十英尺；外区长三百六十三英尺，宽七十二英尺，深二十一英尺。分之可为二坞，合之仍为一坞，容量八千五百吨，可修五千吨之船。惟当购买之时，曾经规定二十五年之后方准修造舰艇，须至光绪二十六年始为限满，且距北洋过远，亦无法使用。 大沽木坞（Wood Dock），南洋虽有船坞三处，可是北洋船坞却无一所。直至光绪六年(1881)正月，李鸿章始以“北洋海防兵轮日增，每有损坏须赴闽沪各厂修理，途程遥远，往返需时，设遇有事之秋，尤难克期猝办，实恐贻误军需”为由，奏准于大沽海口选购民地，建造船坞一所，此即为大沽木坞。该坞位于大沽口海神庙的东北，面积长三百二十尺，宽九十二尺、深二十尺。另海神庙西北尚有西坞一所，迄西还有乙丙丁三坞。三坞面积较诸东坞略小，计乙坞长三百五尺、宽八十尺，深十七尺；丙坞长三百尺，宽八十三尺，深十六尺；丁坞长三百尺、宽八十三尺，深十四尺。此外，尚有土坞数所，以备舰艇避冻之用。该坞工程凡鸠工庀材皆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Detring）主持，监工者亦由该关中熟悉工程之人员兼任。自光绪六年正月开工至同年十月工竣。其后叠次修整，历时将及两载，耗银总计四十余万两。不仅历修“操江”、“镇北”各轮，均能妥速如法，而且坞基坚固，屡经海潮震撼，均可力保无虞。较诸南洋三无实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大沽船坞之告成，虽说“嗣后来往来各兵轮，无论事机缓急，工程大小，总可随时立应，殊于水师根本有裨。”然而该坞面积较狭，深度不够，以之容纳小型的炮艇尚可，以之停修铁甲战舰仍感难以为力。 关于修建大型船坞一事，鸿章早在数年之前即曾为之悬虑不置，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于复船政大臣吴赞诚书内，便以无容纳铁甲之坞及无驾驶铁甲之人为言：“铁甲船为海防不可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何能冒然定购？”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其复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一函中，又曾言及铁甲船与船坞之事，谓“铁甲船本应订购，……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获，转贻笑于天下。……至尊意缩其尺寸，以就闽沪之坞。铁甲至小者吃水必一丈七尺以上，沪坞固不能进，闽坞亦未能容，另辟船坞则须巨款。如购一船，创建一坞，既无指项，亦觉不值。” 其后，他于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之间先后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 黎兆棠（继任福建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及修建船坞之时，均曾试探扩大闽沪船坞或购买福建天裕洋船坞及广东黄埔洋船坞的可能性。然而一以南洋大臣沈葆桢去世，继任者对于海军并无多大兴趣，对于船坞的修建更不积极的支持。二以日本兼并琉球及俄国侵占伊犁的刺激，北洋防务益形吃紧，铁甲船既属北洋所购，则船坞自以位于北方为宜。因此，遂不得不将其目标转移于北洋各口。 （三）形势的险要：晚清的海防，大体系根据咸丰十年（1860）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而割分。南洋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四省，北洋包括山东、直隶（河北），奉天（辽宁）三省。起初，南北洋的防务大多由各地的督抚负责，南北洋大臣所司者不过为通商与洋务。至光绪元年（1875）四月因日军犯台的刺激，始将南北洋的海防明令交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及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兼管。以南北洋的形势而论，南洋可称为财富之区，以上海、祟明为中心；北洋可称为京师门户，以大沽、天津为枢纽。旅顺锁匙北洋，屏藩辽沈，对于北洋海防关系甚巨。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明代属于辽东镇的金山卫，以山东人赴辽东经商者均取道于此，成为旅途的顺路，因而得名。由于其地负山面海，形势险要，明初曾经设防。洪武四年（1371），都指挥马云、叶旺首于其地树立木栅以资防守。二十年（1387），设中左所。永乐元年（1403），设都司官备御。十年（1412），指挥徐刚又以砖砌城，周围一百二十八步，池深一丈二尺，城门有二：南名靖海，北名威武，是为北城。同年，徐氏复于旧城之南筑一新城，周围一里三百步，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五尺，城门亦有二：南名通津，北名仁和，是为南城。一切军需用品统由登州卫海运补给。清初，对于旅顺也颇注意。顺治初年曾于此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并编立营汛，划分防地。康熙十五年（1676），又增水师协领二人，佐领二人，防御四人，骁旗校八人，水兵五百人。五十三年（1714），更诏浙江、福建船厂分造大型战船六艘，由海道驰赴奉省，驻防海口。旅顺水师营原属金州副都统管理，定例应于每岁夏秋之间出洋会哨一次。惟以日久弊生，至旅顺建港的前夕则仅见“闽浙船十艘胶着于泥沙之上，无帆无樯，杠俱亦多腐朽，不堪应用。”所谓“出洋会哨”已成具文。 关于旅顺的战略价值，远在清初时期学者姜宸英便曾于其《海防总论》中有所论及。道咸年间，魏源、郭嵩焘亦对其地甚加重视，并慨叹当局者之不知注意，如云：“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舨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形势之险要，泰西人知之，中国人顾反而不知，抑又何也!” 光褚初年，江苏学者华世芳于其“论沿海形势”一文中，甚至称登（州）旅（顺）为中国海防中“天造地设之门户”，其间海面不及二百里，可以避风，可以汲水，南北联络稳便，“中国之形势，实无有逾于此者。” 此外，旅顺之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其优异的港口。因为它的位置约当东经的一百二十一度十五分，北纬的三十八度四十八分之间。平均温度常在十度左右，全年的雨量约为五百公厘。严冬不冻，实为一天然的良港。再加以口门向南，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半岛，左右环抱，宛如蟹之双螯。西面较长、东面较短，两侧距离不过三百公尺。且两岸山势陡峻，不易攀登，不经口门，难以入内。口门狭小，无法容纳多舰进口。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实可谓为北洋不可多得的国防门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