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首批部队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揭开了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序幕。得到日军登陆的军情后，驻守威海北帮的绥军统领戴宗骞派出绥军副营营官刘澍德统领绥军的副、前、左3营，前往荣成县城方向防堵日军[1]。山东巡抚李秉衡也派出驻在宁海酒馆的总兵孙万龄部嵩武军左营，和游击谭邻都的福字营3队（1队300人，另2队各200人，共700人）[2]，紧急赴援荣成[3]。 1月23日，孙万龄、谭邻都部经由羊亭集进至威海至荣成南路上的要隘桥头集，刘澍德部3营绥军从威海也抵达桥头集，自荣成前敌溃退的阎得胜部河防军也陆续到达，3军于是一起在桥头集设防。 根据中国大陆以往甲午战争研究的成果，1895年1月24日，上述驻扎在桥头集一线的中国军队，与西犯的日军进行了一场“白马河之战”。 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白马河之战” “白马河之战”的最初定论，来自于戚其章先生所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4]，之后在戚其章先生的多部后作中，对该战的发生日期、战斗结局等内容又作了不断 的修改补充，近年再版的《甲午战争史》中，其关于“白马河之战”的篇章，可以视作该说的最新面貌，也是代表性论述。文称：“（1895年）1月22日，孙万龄等军开到桥头北面的五尚地村时，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向西窜扰。于是共同商定以下分工意见：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福字3队，至白马河西岸埋伏，阻敌西犯；阎得胜率精健等5营从旁截击，并包抄敌军，刘树[澍]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近，以备接应。随后，孙万龄即进驻白马村，在白马河西岸修筑工事，并派探骑侦察前路敌情；阎得胜移军桥头集，相机出动；刘树[澍]德则连日修建临时炮台两座，一在桥头北山，一在孟家庄北的兴隆山，各设行营炮两门。1月24日，日军进入东豆山村，其骑兵深入到白马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被击毙1名。当天傍晚，日军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1个大队和1个中队，拟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日军刚进入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清军已有准备。孙万龄趁敌人立脚未稳之际，立即下令攻击。此时，夜幕笼罩，一片漆黑，无法瞄准射击，日军携带行军探照灯，用以照射进攻目标。在孙万龄的指挥下，清军士兵沉着应战，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进行瞄准射击。激战1小时左右，毙敌军官1名士兵10余人，而清军仅1名哨兵受伤，1名马夫中枪牺牲。日军失利后，便向东撤退。白马河之战是一次前哨战，在这次战斗中清军获得了‘小胜’。李鸿章闻报后，认为‘初战获胜，稍壮士气’。可惜的是，阎、刘两军并未给与有力的配合。阎得胜未能按预定计划包抄敌人，反不战而退。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4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却也弃孙军而西去。孙万龄部成为孤军，不得已撤出阵地，向羊亭集附近转移。”[5] 除上文外，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陆战史》，戚海莹著《甲午战争在威海》也有关于“白马河之战”的专章，其著作时间均晚于首创“白马河之战”论述的《甲午中日威海之战》，内容也与戚著相仿，可以认为是参考了戚著中 “白马河之战”的观点[6]。 从“白马河之战”被戚其章先生考证公布至今，各类甲午史论著对此说广泛接受和采纳，客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甲午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笔者近年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过程中，通过分析史料和战场实地考察，发现“白马河之战”说存有多个重大疑点，并对该战的史实考证也有一些不同认识，分述如下： 地名辨析 “白马河之战”，或称“白马河前哨战”，均以战斗发生地的地名而命名。根据戚著所述，白马河应当就是从桥头集、白马村东侧流过的一条河流，然而从清末至现代的威海地图上，该处都并没有名叫“白马河”的河流。 出现在桥头、白马村一带，与戚著中“白马河”的地理特征相符的，实际是一条名叫石家河的河流，石家河的西岸，就是白马村、孟家庄、桥头集等村落，即孙万龄等部清军驻守的位置，河的东岸，有观里村等村庄，即日军前哨骑兵到达的位置。根据《威海地名志》记载，“石家河（Shijia He）在威海市区东南部，桥头、泊于两镇境内。属季节性河流。旧称十家河，据传，古时河东岸有十户人家合伙在河上架了一座桥，立碑志曰‘十家河桥’，河以桥得名。后演变为石家河。有东西两大支流。西支流发源于正棋山南麓，桥头镇与文登营镇交界处。东支流发源于伟德山西麓，桥头镇与崖西镇交界处。两支流在桥头村南汇合后，东北流经泊于镇入海。流域面积199.34平方公里，全长28.05公里。河床宽20至150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5980万立方米。最大洪峰流量每秒1536立方米，枯流量为每秒0.1立方米。沿岸多为丘陵地带，中下游有小型冲积平原分布，是粮油、水果产区。”[7] 为判明“白马河”名称来由的情况，笔者于2007年3月9日与威海本地的另一位研究者孙建军先生，共同对桥头集一带曾经被中日战史档案提及的村落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今天更名为白马西村的原白马村中，与多位村民进行交谈，村民口述称，位于白马村东的河流正式名称就是石家河，根据河流从村落的东南流过这一地理特征，村中又有南大河、白马南河[8]等俗称，但村民反复强调，石家河从无“白马河”的俗称。 关于戚论中的“白马河”，在有关威海之战的各类中日档案中也同样没有任何提及，唯一的发现是戚其章先生1958年和1959年所作的2份采访录。其中，1958年采访的观里村77岁的村民夏元吉称，“光绪二十年腊月三十晚上，在这村西白马河打了一仗”，1959年采访的桥头集一位名叫梁绍信的81岁老人回忆，“（清军）在桥头东西的白马河打了一仗”[9]。但是这两份作于几乎 半个世纪之前的口述笔录，既与石家河自清末以来的正式名称不符，又不见诸于其他各种文字档案，今日的白马村村民也并不认可这种俗称。因为没有录音档案存世，无法排除因为口音问题误听的可能。而且这两名村民回忆的其他部分还与史实存在很大的偏差（详见下述），也使得回忆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由上可知，“白马河之战”中所指的那条河流正式名称是石家河，在无法确认“白马河”这种俗称的可信度情况下，“白马河之战”应更名为“石家河之战”更为妥当。本文以下部分，除引用“白马河之战”的内容外，将不再采用“白马河”这一存在问题的名词。 战事情况辨析 根据戚著，“白马河之战”由两个要点组成： 1、1月24日，日军前哨骑兵到达“白马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万龄军的探骑伏击，被击毙1名。 2、1月24日傍晚，日军步兵大队、中队各1个进入“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孙万龄下令趁夜幕攻击日军，清军士兵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进行瞄准射击。激战1小时左右，毙敌军官1名 、士兵10余人，而清军仅1名哨兵受伤，1名马夫中枪牺牲。日军失利后，便向东撤退。 对于上述两个要点，通过综合中日双方档案进行分析，发现存在极大的不确实性。 按照日方在甲午战争后编纂的权威军史《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记载，1895年1月24日在石家河附近发生的战斗情况按时间顺序分别为。 “（日军侦察骑兵）上午7时30分从孔家村出发，取道河西村，8时40分到达观里村。发现白马村中有若干敌军步兵出现，我军半个小队遂下马徒步前进，在观里村西北的高地上向白马村进行侦察射击。敌军很快便在白马村西北以及孟家庄西部的高地上出现，人数约2000余，也向我军进行射击。9时50分，我军向孔家村方向撤退。战斗中，我军一名医护兵被流弹击中阵亡。”[10] 此一阶段的战斗的情况，与戚著“白马河之战”第一部分大致类似。但日军是在观里村西侧的高地上，向石家河对岸白马村方向的清军射击，以作火力侦察，结果导致清军主力列队出兵作战。并没有发生清军的探骑到达观里村西侧伏击日军的事情，可见在史实叙述上，“白马河之战”的第一部分并不真实。 发现河对岸有清军主力后，日军侦察骑兵向出发地撤退，以作报告。此时清军渡过石家河，追击日军侦察兵，24日的战斗进入了第二部分。“……步兵第四联队第一中队在汤家村宿营，上午9时听到观里村方向传出枪声，遂派出1个小队警戒杜家村南侧高地，1个小队警戒汤家村西侧。1时20分左右，侦察骑兵向宋家店子方向撤退而来，称敌军2000余在后追击，第一中队的1个小队便部署在汤家村北侧的树林里，另外1个小队部署在汤家村西南方的高地，准备迎击敌军。11时左右，敌军出现，逐渐向其左翼方向展开阵形，随后便与我军互相射击。”“当天，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第一大队于上午10时向孔家村方向出发，途中得到撤退而来的侦察骑兵报告的军情，遂采取急行军。上午11时30分到达汤家村东北的高地，与第一中队会合后准备向敌军发动反击，此时第七中队也在孔家村北方高地出现。”，此后，日军的第三大队也到达了汤家村附近，出击的中国军队见到日军兵力越聚越多，便于下午2时30分左右退却，日军追击至洛君口一带后，因为当天午后大雪，已无法看到中国军队踪影，日军便各回原出发地宿营。[11] 当天日军还有另外一支侦察骑兵向荣成通往威海北路上的鲍家村方向侦察警戒，返回时于下午2时40分在风雪中到达官庄村，遇到了从汤家村西撤的一部清军，稍作接战后，清军继续西撤而去[12]。至此，24日当天的战斗全部结束。 毋庸赘言，从日方记载的这一部分战斗情况可以看出，“白马河之战”第二部分精彩的夜战，在日方档案中并没有只字片语的对应记载。依据日方档案，24日的战斗至日暮时分已经结束，而且也不是清军越过石家河，在河东岸的姚家圈村趁夜幕伏击来犯的日军。实际是清军在白马村与日军前哨骑兵隔河互相射击后，主动过河追击日军，至汤家村遇到日军大队而撤回。对此，绥军统领戴宗骞的报告可以印证，“昨刘树德、孙万林进桥头南十五里河西庄，败贼马队前锋，小有斩获。其大队扎山上，日暮各罢。”[13] 组成“白马河之战”战事内容的2个要点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史实错误，至此，可以确认，“白马河之战”的战事情况描述方面，也与历史上1895年1月24日发生在石家河畔的战斗严重不符。 “夜战”说来由 通过与中日档案对比，戚著“白马河之战”中的夜战内容已经被证明与史实相背，那“夜战”说的出处又是哪里呢？ “白马河之战”中的夜战，实际原型主要来自于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中的一则记载：“初三日，秉衡令万龄径捣枫岭，而宗骞亦约夹攻，谓俟夜半攻枫岭北，万龄所部攻枫岭东南，并夜往劫营。时夜初更，万龄自桥头起队，行三十余里尚未晓，遇倭众大至。倭兵驻枫岭者亦拟东攻桥头，故大队东来相遇。以行军电灯照我军毕见，我昏黑不见敌，遂匐伏避弹。”[14] 但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姚锡光的记载和“白马河之战”中的夜战也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姚文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错漏。 姚锡光首先称相关内容的发生时间是“初三日”，即1895年1月28日，显然与“白马河之战”的发生时间1895年1月24日毫无联系。 其次，姚锡光说当天李秉衡命令各军进攻已被日军攻占的枫岭，孙万龄部准备夜晚偷营劫寨。但是从地理上看，枫岭远处在桥头以北，在威海卫的南帮炮台群的外围，历史上1月28日，日军刚刚抵达枫岭以南的温泉汤一带，根本没有占领枫岭，威海绥军统领戴宗骞正集合刘澍德等部屯扎在枫岭一带，而且这一天孙万龄军也早已不在桥头，已经到达了威海西侧的酒馆集。 即使退而言之，是姚锡光记错了时间，上述偷袭枫岭的日子应该发生在“白马河之战”的1月24日。那日军则更是连桥头尚未经过，又是如何去占领枫岭的呢？而且，倘若明知道日军不可能占领枫岭，而孙万龄竟然率军北撤往枫岭，岂不是犯了临阵退缩的大罪。 最后，抛开时间和事件背景，姚锡光文中“夜战”的细节也与戚著“白马河之战”中的夜战存在差别。根据姚文，清军是夜间行军途中遇到日军用灯光照射，于是“遂匐伏避弹”，而“白马河之战”则将这段文字演义为“清军士兵沉着应战，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进行瞄准射击。” 之所以出现演义的情况，实际又与戚其章先生的访谈录有关。1958年，还是那位访谈中说出“白马河”地名的77岁村民夏元吉，回忆称“光绪腊月三十日晚上，在这村西白马河打了一仗。当时清兵住在桥头和白马村，来了日本骑兵一百多。双方一接仗，打死日本兵十几个，打死日本官一名。清军一个官受伤，他的马童姓金的被打死了。”[15] 结合“白马河之战”中的内容，“夜战”说法的来源已经脉络清楚。即将姚锡光所称的1月28日晚，孙万龄部从桥头奔袭枫岭，途中遭遇日军，在日军的探照灯照射下，清军匍匐隐蔽的记载，掐头去尾。既不要时间，也不要事件背景，只选择清军遭到日军探照灯照射这一情节。然后根据村民关于除夕晚上，清军与日军作战的访谈，去除时间，将战斗和战果粘贴到从姚锡光文中摘出的清军遭到日军探照灯照射的故事里，再补充上清军利用日军灯光进行射击，以及激战一小时等故事细节，最后统一贴上1月24日的标签。于是就成了“白马河之战”中的这段记载：“当天傍晚，日军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1个大队和1个中队，拟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日军刚进入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清军已有准备。孙万龄趁敌人立脚未稳之际，立即下令攻击。此时，夜幕笼罩，一片漆黑，无法瞄准射击，日军携带行军探照灯，用以照射进攻目标。（对应姚锡光文：‘时夜初更，万龄自桥头起队，行三十余里尚未晓，遇倭众大至。倭兵驻枫岭者亦拟东攻桥头，故大队东来相遇。以行军电灯照我军毕见。’）在孙万龄的指挥下，清军士兵沉着应战，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进行瞄准射击。激战1小时左右，毙敌军官1名士兵10余人，而清军仅1名哨兵受伤，1名马夫中枪牺牲。（对应村民夏元吉口述：‘双方一接仗，打死日本兵十几个，打死日本官一名。清军一个官受伤，他的马童姓金的被打死了。’）” 至此，“白马河之战”的真实面目已经显现。 “白马河之战” 结局辨析 在“白马河之战”故事的最后部分，还提到了孙万龄的友军阎得胜、刘澍德不但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包抄日军，反而自行其是离开战场，导致孙万龄军成为孤军，最后也被迫退离战场的结局。 当已经辨明了“白马河之战”中孙万龄的夜战实际根本没有其事以后，对于阎得胜、刘澍德不按计划包抄日军，扩大战果的批评，就成了莫明其妙的荒唐之言。而且，制定这个计划，安排阎得胜、刘澍德左右包抄的军事会议到底有没有召开，也值得大加推敲。 如同“夜战”是对多则资料掐头去尾粘贴而成，实际“白马河之战”的结局也是用一样的办法得出的。上述姚锡光文中提到孙万龄军奔袭枫林，遭遇日军探照灯照射的文字之后，还有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就是“白马河之战”结局的原型。 “天既明，见倭来甚众，方期巩军之拊其背也，巩军讫未至。倭见我军，遂猛攻，愈逼愈近，且分队包抄我军后路。于时万龄自督前，陈[阎]得胜为接应，因令得胜率接应队旁截来抄倭兵。得胜不战退，我军大败撤归桥头，而驻桥头之绥军三营已空壁去，盖骤接宗骞令归威海。万龄以宗骞既负约不至，复调绥军去，甚怒，亦弃桥头退。于是枫岭以东无我军踪迹。”[16] 上论已经得知，姚锡光所谓孙万龄于1月28日从已被日军占领的桥头出发，偷袭远在桥头后方由戴宗骞等驻守的枫岭的故事，是十足的昏话。此文的前段，姚锡光继续其胡说，而后段又出现了所谓次日阎得胜没有如期出兵包抄枫岭的胡扯。最后的结局，姚锡光则说是孙万龄攻击枫岭不成退归桥头，发现桥头的3营绥军已经被戴宗骞调走，于是孙万龄一怒之下又从桥头撤走。 事实上，孙万龄等军撤守桥头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发生在1月29日，而是在1月27日，原因也不是所谓奔袭枫岭不成，一怒之下撤退。根据《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记载，孙万龄等军1月24日在石家河畔与日军战斗后，26日再度过河发起主动进攻，遭遇优势日军后仍退归石家河西岸的桥头、白马村一线。[17]此前的1月25日，李鸿章根据威海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关于南帮炮台后路空虚，急需调军防守的报告，命令绥军统领戴宗骞将在桥头作战的刘澍德部3营绥军调回，“……至速调三营，戴道原调之营，可移扎后路，此外无可调矣”[18]，同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藉口担心日军绕道攻击枫岭，也下令在桥头的孙万龄、阎得胜等山东军队撤退[19]。正是因为这两道撤军命令，所以桥头的守军才各自退去。 姚锡光将发生在1月27日的桥头驻军退却一事，截去时间和背景，嫁接到所谓1月29日奔袭枫岭不成的故事里。“白马河之战”的结局部分，则又是把姚锡光的故事再次截头去尾，变成了1月24日深夜的故事。被姚锡光莫明其妙说成没有去包抄枫林日军的阎得胜，在“白马河之战”的故事里被说成没有遵照战前制定的计划包抄日军。姚锡光的“万龄以宗骞既负约不至，复调绥军去，甚怒，亦弃桥头退。”故事，也被“白马河之战”采用，变成了逻辑上颇为牵强的“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4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却也弃孙军而西去。孙万龄部成为孤军，不得已撤出阵地，向羊亭集附近转移。” 结 论 “白马河之战”是大陆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长久以来所公认的一场重要战斗，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发现，无论是名称的确定，还是事实的描述，都与1895年1月24日至27日间，石家河畔的战斗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甚至存在极大的谬误。流传已久的“白马河之战”，应该加以澄清，还之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研究中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以史实证据发言，在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时，不能按照主观想法，对历史事实任意涂画。通过对“白马河之战”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条影响极大的史事记载，其地名名称的认定依据的是欠缺考证的俗称，其事实的认定依据是对多则无关历史资料的断章取义。 在分析“白马河之战”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的某些部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照史料价值而言，现代著述中“白马河之战”的内容，与清人姚锡光撰写的《东方兵事纪略》，实际都处于同一级别，即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的历史论述，而并不是第一手的历史档案。其观点和著述内容在引用时，必须与第一手历史档案参照对比，谨慎采择。 注释： [1] 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印，第162页。 [2]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54页。关于福字营的数量，《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中称为2营，见纪要第162页。山东巡抚李秉衡称为7哨，见《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09页。无论是3队，还是2营或7哨，都是对同一支军队的不同称法。 [3] 李秉衡，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酒馆孙分统电”，《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06页。 [4] 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年4月版，第50－51页。 [5]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36－337页。 [6] 关于“白马河之战”的篇章，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97－300页。戚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02－106页。 [7] 威海市地名志编审委员会，《威海地名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8] 威海荣成方言中，“南”与“那”读音接近，“白马南河”存在被误听为“白马那河”的可能性。 [9] 戚其章，《甲午战争采访录》。见，戚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15页。 [10] 参谋本部编，《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六卷，第26－27页。 [11] 参谋本部编，《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六卷，第27－28页。 [12] 参谋本部编，《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六卷，第29页。 [13] “戴道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80页。另见戴宗骞给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通报，“戴统领来电”，《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61－62页。 [14]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57页。 [15] 戚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15页。 [16]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57页。 [17] 参谋本部编，《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六卷，第48－51页。另见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印，第164页。 [18]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寄戴道”，《李鸿章全集·电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80－381页。 [19]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致威海戴统领电”，《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