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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叫“东厂”，位于北京的东厂胡同。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几百年时光过去，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了什么变化呢？笔者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曾在东厂胡同一号居住十八年，对它的历史沿革很感兴趣，对它的园亭山石也倾注着感情。 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墙内，翠花胡同以南、东厂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这是一个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解放前南侧的门叫东厂胡同一号、二号，东墙门叫王府大街九号，暂且就称其为“东厂”。百余年来，这里住过不少政治、文化界的名人，也发生过不少值得记叙的事件。 据史书记载，清初的明史馆就设在“东厂”。乾隆时期，东厂胡同、翠花胡同一带是镶白旗满洲官兵的驻地。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东厂”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后来升至礼部侍郎、尚书，咸丰年间拜相。英法联军侵入时，他带兵迎战，打了败仗，被罢官。同治年间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内“大治屋宇，又辟园亭”，取名为“馀园”，即富贵有余之意，园内“丘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木尤佳”。据说，北京之有摩电灯，就是从这个宅子开始的。 清代同治年间的军机大臣、光绪年间的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他“清慎持躬”，“居家俭素”，自己无房，只好借住在瑞麟的府第“东厂”。 清末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深得慈禧信宠的直隶总督荣禄，后来拥有了“东厂”这座大宅第。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为了笼络副总统黎元洪，从荣禄的后人手中买下“东厂”宅邸，送给了黎元洪。当时乱事频仍，黎元洪是个不露锋芒、人称“黎菩萨”的人物，在政治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他居住“东厂”期间发生过两次“拒封”事件，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图谋称帝，当时黎元洪任参政院长，虽然黎是反对帝制的，却不敢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当袁世凯称帝后，以封黎为“武义亲王”拉拢黎元洪，但黎坚决不受。袁亲笔书写了“武义亲王”的匾额，派人挂到“东厂”黎家门口，待人走后，黎立即把它摘下来扔到马厩里。袁世凯称帝失败，一病而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受任仪式就是在“东厂”黎宅举行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搞复辟，拥戴溥仪登基，派人见黎元洪，要封他为“一等公爵”，黎也不受，并向来人说：“余久欲弃总统而不为，胡爱此区区勋爵？……至余之生命，早经付之度外，今值此奇变，余自分余之寿数，与共和同其修短，但得为共和而死，则余之荣幸为不浅矣。”来人回报张勋，张再无计可施。当时，黎元洪在家中对前来谒见的外国公使说：“洪宪时代武义亲王尚薄而不为，焉有此时而受是项乱命乎？”因此世人评价黎的为人是“外和而内介，词缓而意绝”。 东厂胡同一号南墙外有石桩，上刻“黎元洪宅”，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仍在。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这期间“东厂”曾是日本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的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所在地。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人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在北京设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九二六年向黎元洪家买下东厂胡同的房子，并在大院的东北角盖了一座三层土黄色的书库楼。王府大街九号(现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的大门可能就是这时开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沈兼士(沈尹默之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接收北平市各文化部门，其中包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东厂”这时已分为一号院和二号院，当时沈兼士将一号院交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的所长傅斯年，以一号院的东院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而把西院，一个三进很讲究的四合院，借给北大，作为校长胡适的宿舍。 傅斯年此时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他住在东院一个叫“兴安门”内的精致四合院的北房，房前东西侧各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和一棵花果繁茂的海棠树，院内遍种丁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