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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棣死后，尽管新皇帝又让郑和出了一次洋，但是，随着郑和的死，远航活动终止了。由于保守势力的攻击和反对，甚至于郑和的航海日志都被焚毁。海禁依然在不怎么严格的执行中，中国的商人们，依然只能通过地下活动来经营他们活计。所以，尽管看起来朱棣的政策是开放而积极的，可是实质上，他其实是封闭而消极的，他的治国思想也仍然是落后于历史的，他的治国实践并不是真正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比不上那些看来野蛮的蒙古人——他们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他们懂得怎么去学习宋人的经验；更比不上宋朝的皇帝们——他们虽然在对北方邻居的问题上太过软弱但在治理国内事务和经营工商业航海业上却是积极而成功的，而朱棣却在他父辈的基础上进一步毁掉了中华帝国的前途。 明帝国消极政策带来得影响 虽然海禁从来没有被严格执行，沿海经济依然具有活力，但是，海禁，朝贡贸易，政府不支持海外扩张以及一时的穷兵黩武，却还是毁掉了中华海权，也进一步毁掉了中华帝国的前途。 首先就对国家的安全上，这些政策带来的是更加不稳定的海防和混乱的经济秩序。正像我前面说的，海禁并没有达到它原先的目的，反而使的海盗和走私活动更加可怕。中国的沿海居民们为了生计，要么加入海盗，要么进行走私，沿海官员们也知道海禁的危害而且并不实际，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相反的，他们要么加入地下的海外贸易活动从中获利进而成为走私商和海盗的保护人，要么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总之，海防是松弛了，海盗走私是猖獗了，国家的威信是没有了。与此同时，外来的侵略也开始了，自澳门被占之后，随着郑芝龙的投降政府，荷兰人也乘机从郑芝龙的手中抢走了台湾。 在技术上，这些政策带来的损失远比其他方面来得直接和要命。由于海禁，民间的大型造船厂要么关门要么卖给官家，民间对大海船的需求基本上消失了（太大的船是不利于搞走私的），官方的定货在远航被禁止后也趋于萎缩，航海技术很快就衰落了，到了明朝后期三五百吨的海船都很难得了。海上再也难以看到从前成群结队地航行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中国大船队了，即便是后期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当时中国最有力的舰队所用的舰船，也不论在技术和规模上都已经无法达到宋人的水平，他们的船上甚至只能有2到4门火炮。 由于原先行之有效的市舶制度被废除，对外贸易转为地下，政府就再也无法真正地对它进行有效的监控，尽管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依然在发展，商业殖民地也越建越多了，但是政府始终无法从中获利，尽管16世纪七十年代政府解除了禁令（隆庆开海），但是，政府依然不能得到应有的财政税收。当然朝贡贸易也拖垮了政府财政。 另一方面，尽管商业殖民在民间努力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商人也还实际拥有着这片海域的海权，由于政府的原因——开始并不承认和支持，到后来是想支持却无力支持——总之在得不到政府的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海权和对商业殖民地的统治是很不牢靠的。这些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海权和商业殖民地在欧洲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以后，就很快被夺走了。比如，1570年西班牙人的船队到达马尼拉——中国人的商业殖民地之一，建立起他们的统治，1575年，西班牙人突袭了当地的中国武装商人，摧毁了他们的堡垒，在站稳脚跟后，为了商业利益，西班牙人于1603年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屠杀，到1605年，明政府才决定干涉（这时候私人的海外贸易已经被允许，政府自然要负起责任），发出照会要求西班牙当局归还寡妇和孤儿，兵部甚至还提出“逐内洋红夷”的建议，可是，就当时的明政府而言，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了。这件事很典型的证明了我前面的说法。 尾声 从《明史》和其他关于明代航海事业的记述中，我遗憾的看到了中国航海事业由盛转衰，虽然残酷但毕竟是事实，由于明帝国的统治者们治国思想的落后和政策的偏差，对中华帝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尽管民间的航海事业从来没有停止（不管它是以合法形式还是非法形式），但是由于海禁等政策还是使得中国的航海技术趋于没落，尽管在潮流面前，明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并在内外压力下与1570年前后重新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甚至希望从鼓励和保护这些贸易中获利，并使之能为重新巩固已经风雨飘摇的统治作出贡献，但是200年的停滞和倒退，以及政府权威的下降使得这一切都因来得太晚而成为不可能，而且这些最后的努力和希望也都由于国内动乱和清兵入关而付诸东流。接任的满族统治者，更是无法体会到航海事业的真谛和意义，在继续闭关了200年后，终于，一切走到了尽头，随着英国的入侵，中华帝国的自由发展之路就此打住，开始了长达百年的黑暗而屈辱的漫漫长夜。而这个貌似强大而有力的明帝国，不幸地成为这一切悲哀的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