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进而“连锁反应”,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和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虽明朝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而正是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在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已“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 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派往西域出使,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规定陈诚需在家“丁忧”三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更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在还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五百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可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更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在见识到明军的强大后,使团成员,早年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爱将盖耶速丁在归国后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出使的最大感受就是,我反而很庆幸大帝(帖木儿)死于东征的路上,这使他保住了一生的英明。”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终又一次“善抚夷事。”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五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帜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最终被明宣宗婉拒。而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却终耐不住寂寞,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撰写他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五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二十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三十三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祈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病逝于官邸,享年九十三岁。 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而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最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