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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和下西洋的终止 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到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即宣告停止。后来明宣宗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接近尾声，从此，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就此终止。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呢？这应当从明朝国内的形势变化，以及郑和下西洋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寻找原因。 十五世纪初，东南亚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生产相对落后，使者来华，都是把本国的土特产胡椒、苏木等香料作为贡品，交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当时，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很大，不仅宫中需要，民间在祷祀时也需要。因此，外国使者把香料贩运到中国是赢利巨大的买卖，如琉球国，本国资源缺乏，不产香料，每年派船到马六甲等地购买香料，转运到中国朝贡，然后换取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再转运到日本、朝鲜等地贩卖赢利。另外，国与国之间开展的是长途贩运，载运的“贡品”一般货轻价贵，说穿了就是一些奇珍异宝。这些海外香料和奢侈品的大量输入，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却导致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腐化堕落，从而加重了对百姓的敲诈勒索。永乐十九年（1421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水旱灾不断，发生饥荒，人民剥树皮、掘草根为食，官府不仅不能赈济，反而徭役不休，征敛不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明成祖不能不引起警觉，在北京紫金城奉天、谨身、华盖三殿遭灾后，他引咎自责，迫不得己下诏书，将下西洋列为“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而宣告停止。1425年明仁宗继位，采纳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的建议，诏告天下，彻底终止了下西洋的一切事务。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队伍过于庞大，所统领的官兵约二、三万人，宝船近百艘。这种船在当时的造价每艘需白银7000－8000两，由此可以想象，建造下西洋宝船的耗费极其浩大。就连明成祖也为“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深感忧虑。每次下西洋的航程遥远，往返一次需二、三年时间，且每次返航后不久马上又接着下一次航程。宝船在途中经常遭遇风浪或海盗抢劫，人员伤亡异常惨重。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发生“土木之变”，明朝自此“国势寝弱”，那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马云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种丝绸缎匹、瓷器、船舶等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工匠逃亡，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満足下西洋的需要。下西洋所需的船只，多数是由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这个厂兴旺时期有工匠400余户，熟于造船的民工几千人，一年可以建造上百艘宝船，但到后来，每年仅修造船只20艘，且质量很差，没有足够的海船可供下西洋使用，这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15世纪，是世界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的4次空前伟大的航海活动中，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他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发展，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以及对加强中外友好交往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世界中古时期的航海是一个帆船时代。当时的中国帆船位于世界造船业的前列，南宋的大型海船长达20~30丈，载乘600~700人，郑和下西洋时，其统率的宝船有近百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载重量数千吨，远远超过几十年后的达·伽马、哥伦布或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郑和船队配有指南针、罗盘、船尾舵和风帆，能够在逆水顶风的情况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由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俗称《郑和航海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法，把沿途经过的山川河流、岛屿浅滩、码头港口、城镇庙宇等，一一形象地标明在纸上，绘出了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远到非洲东海岸，分别标出了航向、航程、针路及牵星图，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册。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赞道：“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武备志》证实了这是中国航海家的一种做法，50年后，葡萄牙人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这些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