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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之多和船只数量之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养成这种习惯的原因，一是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场和原材料。二是儒家学说教导中国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占领。这种文化与其他游牧部落或重商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对比，游牧部落为寻找新的绿洲，往往靠武力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维持生存。在资源缺乏的一些岛国，如英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就是靠武力狂热寻求殖民解决资源危机问题的。中国从无滥用其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过扩张的记录。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作为世代友好的象征。如永乐六年（1408），渤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戚、陪臣一行150余人来华朝贡，不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门外；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与西王、峒王率领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朝贡，返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山东德州；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这些坟墓，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等。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确实为发展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 明初出现的郑和下西洋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李约瑟先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化，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是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地理特征与政策取向作为参照物来划分的一种文化形态，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化的成份。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南宋时，由于偏安于半壁江山，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代开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即使在明朝厉行海禁期间，不少福建人仍为谋求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置生死于不顾的海洋文化习俗，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于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the nao de China）；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这样评价道：“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化，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化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