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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内驭外，挟制宰相 中书省等充任新的朝廷行政中枢后，怯薛组织与中书省、枢密院之间，长期处于既矛盾冲突、又内外协同配合的复杂状态。怯薛人员或以圣旨胁迫，或暗中弹射秦劾，或以内线赞襄，进行了一系列以内驭外、挟制朝廷宰相的活动。 元朝皇帝的圣旨分两种；一是由怯薛中札里赤等书写的玺书圣旨，类似唐宋的“内制”；一是由汉官书写的诏敕制诰，类似唐宋的“外制”。其中玺书圣旨录有皇帝对朝政的口头指示，权势效力极高。玺书圣旨一部分由中书省、枢密院等重臣奏准颁布；另一部分则由内廷怯薛奏准颁布，称为“内降旨” 。后者与唐之“斜封墨敕”性质略同，或者“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 ，或者由近侍先行“署事”，再交付中书省“准敕施行” 。史书记载这类“内降旨”，在成宗、武宗年间极为盛行。从大德六年到至大元年所降这类圣旨达六千三百余道，仅至大四年春季就下达一千余道 。其内容除“自择名分”，径奏颁旨的别里哥选外 ，还涉及“田土、户口、金银矿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 。由此可见，与径直奏准相关联的“内降旨”，似乎越俎代庖，包揽了中书省宰相的不少机务。在这一点上，怯薛与汉唐的“内相”比较，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怯薛经常向中书省传达圣旨，有时采取口头形式，也难免出现讹传圣旨，使中书省宰相无所适从的情形。至元十四年（1277年），中书省接到“汉人盗钞六文［者］杀”的圣旨。实施不久，京师“囹圄多囚”。忽必烈得知后吃惊地问：“孰传此语？”中书省臣回答：“也可脱儿察。”脱儿察说：“陛下在南坡，以语蒙古儿童”。忽必烈云：“前言戏耳，曷尝著为令式？”于是撤消了上述误传圣旨，又治脱儿察之罪 。文宗时，还发生近侍擅改文宗乳母夫受封营都王圣旨一事 。可见，怯薛口传圣旨常有随意性。他们甚至将皇帝戏言传为圣旨，谕中书省颁行天下。人们也很难排除怯薛近侍对朝政的倾向性，导致他们在传旨时有蓄意增其所好损其所恶的可能。而宰相对所传圣旨，一般不敢违抗。 怯薛人员暗中弹射奏劾，也经常给朝廷宰相带来麻烦。《丞相东平忠宪王牌》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丞相安童奏言：“比觉圣意欲倚近习为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从其弹射，罪从上赐。奈何近习伺间抵隙，援引奸党，曰某人与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书省曰：‘准刺施行’。臣谓铨选自有成宪，若此，废格不行，必有短于臣者。幸陛下察之。”忽必烈答复：“卿言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安童是勋臣木华黎后裔，世祖初曾任怯薛长，但因被海都掳掠八、九年，长期脱离怯薛。此时虽复为中书右丞相，却不能完全控制怯薛，也不甚受世祖信任。而怯薛近侍得以假主上威权，“伺间抵隙”，随时监视“弹射”安重等宰相重臣。中书省宰相等则经常处于被约束、挟制的尴尬境地。还应注意，安童此次上奏未见明显成效。世祖虽口头赞许其说，但没有去严格禁止近侍“妄奏”扰政，只给予朝廷宰臣“入言”申辩的权力。此后，诸如此类的扰政现象仍屡见不鲜。朝廷多次下达禁令，都形同具文，不了了之 。这或许是因为依照蒙古旧俗，怯薛近侍预政合情合理，也有利于伸张皇权和限制相权。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皇帝自然不想加以杜绝。当内廷怯薛与宰相矛盾激化时，怯薛还可按撺掇怂恿皇帝，罢黜宰相。桑哥出任丞相五年被杀一事，就颇典型。《元史》卷—一九《月赤察儿传》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桑哥既立尚书省，杀异己者，箝天下口，以刑赏为货。既而纪纲大紊。尚书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太官属也，潜以其事白月赤察儿（第一怯薛长），请奏劾之。桑哥伏诛，帝曰：‘月赤察儿，口伐大奸，发其蒙蔽’”。《汉藏史集》也说：“又由于他 （桑哥）不虚耗国库钱财，对怯薛们加以限制，怯薛们就传出丞相贪污了钱财的话，并在皇帝回京的路上由怯薛们向皇帝控告……众怯薛受各怯薛长及月吕鲁诺颜的鼓动，又以以前的罪名向皇帝控告桑哥……于是……桑哥的罪过揭露出来……（皇帝）把桑哥丞相交使者带走……” 上述两段汉、藏文史料，对桑哥有明显的褒贬之别。但在怯薛（“太官”）上下勾结，屡次奏劾，导致桑哥失败等情节上又如出一辙。还告诉人们，即使是受皇帝宠信的权相重臣，－旦与内廷怯薛发生摩擦和对立，终久抵不住怯薛“太官”的众口烁金、党同伐异。其垮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类似情况还有，仁宗朝参知政事张思明“持法峭直”，为近臣“日构谗间，出为工部尚书”；英宗初，平章政事李孟被近侍八尔吉思等“谗构诬谤”，“降授集贤侍讲学士”；文宗朝中书参政王结也因近佞“譖诋日甚”而去职 。 内廷怯薛以内驭外，还表现在暗中充任宰相的内应和赞襄者。《平章政事贺公神道碑》云：“（贺仁杰）年既及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习。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犹必咨托，俾胸诇动静，而始入奏”。这就是说，位极人臣的中书宰相等在面君进奏之前，也需要“咨托”怯薛近侍刺探皇帝的喜怒“动静”。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着进奏称旨固宠，避免犯龙颜丢掉乌纱帽。而当宰相大臣违忤皇帝旨意，可能受到责备处罚时，近侍人员又可以从中斡旋。前揭《董文忠神道碑》云；“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领中书，建陈十事，言忤天听。公（符宝郎董文忠）曰：‘丞相由勋阀王孙，夙以贤闻。今其始政，人方延伫倾耳。而所请若是，后何以为？’乃从旁代对，恳悃详切，如身条是疏者。始得报可。”足见，执掌朝廷庶政的中书省勋贵重臣，也须以近侍为内线，随时疏导弥合君相间的分歧隔阂，才能正常覆行相权。元朝的御史台颇受重视、御史大夫多由勋贵阀阅担任，权势很大。然而，御史官不仅不能弹劾怯薛近侍 ，其一般弹劾谏诤也往往需要怯薛近侍暗中应合或奉旨对证事实 。阿合马等看破了这个机关，常“赂遗近臣”，以财“动人”。一旦受监察官弹劾，“中贵人”就“力为救解” 。结果，受宠柄国十余年，御史监察奈何不得。《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记载；“有言近臣受贿者，帝（仁宗）怒其非所当言，将诛之，张公珪为御史中丞，叩头谏，不听。公（近侍朵儿只）言于上曰：‘诛告者，失刑；违谏者，失谊。世无争臣久矣。张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张公言……”。在皇帝面前，近侍一席话，远比御史中丞的“叩头谏”灵验。没有怯薛近侍的暗中襄赞，御史监察官的谏议，往往只是皇帝的耳旁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