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还是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花费巨大的海上活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战略转变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放弃下西洋活动，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来自海上的对王朝安全的威胁，战略重点转向北方、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采取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郑和时代明帝国的海洋垄断经营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但是，他认为，郑和之后，明帝国由于采取了“放任政策”，放弃了对海洋的国家经营，“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而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这一政策造成了中国在海洋上的失败，他说： “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见《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吴晗先生认为，明朝海洋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国家经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帝国海洋政策的失败，主要并不是国家放弃了经营，而是对人民海上活动的禁锢。虽然他也指出了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新事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吴晗先生认为郑和之后，明朝采取了“放任政策”，如果这指的是国家放弃了责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国家放松了禁海措施，人民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许可，否则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帝国，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人民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帝国，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张剑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