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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七封信（关于此信另有几说，于后章“东江崩溃”中再述），毛文龙不但说到前有派人去和皇太极商谈里应外合之事，且明确表达了自己“归降之念”，同时要求皇太极赐一封“誓书”给自己，就将实施行动。并说此事已经将和部下讨论过，只是因为人手不齐，所以还未发动： 前者我遣周姓人往约汗与诸贝勒云：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取之则易如反掌等语。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做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不然，勿再遣使。倘若遣人前来，则即行杀之等语。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率兵于山东地方收粮，逼迫前往，因不合意，即行劫掠。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奸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汗谓尔虽在彼处为我勤力为之，我亦不嘉许，唯尔来归，即为头功等语。臣之惧而不敢往者三事，谅汗不知也。负恩逃来之此一也，今无寸功，待臣为汗立大功后，方可归回，不然谁不骂我奸宄也。闻汗于宁远议和，倘我至彼，议和已成，明（兵）即索我还，汗又责我往来无定，万一遣归，则我粉身碎骨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二也。我诸兄弟复至，虽在彼照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我虽在彼生亦犹死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三也。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于做事。若书东江之事，一旦传扬，惟恐被牵连，事将难办，遂未书之。善养所往之人，令人看守，勿使囚禁受苦，以免人惧而不往也。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因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明兵又接踵而至，当时未遣人往报，汗且恨之。我自有主意。有必要时，自遣人往报。若疑有诈，即行停止，我亦不遣人去。 以此封信所涉之内容而言，则毛文龙已反，或云必反，明矣。 按毛文龙信中所说，在此信前，他已经派出周姓使者前去知会皇太极，“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取之则易如反掌”，如此则其反明之心、之行确实无疑。 但此计划因为“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所以没有实施。至于想取何地，他没有说明，可联系之前的书信，当可推知多是前回所说的山海关等要害之地。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能肯定毛文龙曾邀约皇太极提兵前来，“里应外合”夺取明军所守地，就足够了，这已充分说明其叛明行为是确实的，并已付诸行动。 接下去他所说的又是关于遣返刘兴祚等人之事。由于皇太极对刘兴祚恨之入骨，必欲得之后快（详见后章“东江崩溃”），因此这次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先送回反正的刘兴祚等人。毛文龙则说自己见此后，“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实由此即已可言，毛文龙归降之事是实，就是退一步说，也是之前已决定归降，至此复为一顿而已。 毛文龙随即说自己前去山东收粮，结果因这不合自己心意，于是兴兵而起，借收粮之名，到山东地方抢劫去也，联系他当时确实在山东有纵兵抢劫之举，可知此言非虚。而此亦为其欲向皇太极证明其所说之“我取山东”非虚言也，这是在向皇太极证明自己的实力。不过，毛文龙当时之所以能在山东抢劫一番而无人阻拦，盖因他此刻还是明军，而不是后金军。倘若他树起的是后金军旗号，只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随后毛文龙告诉皇太极，他已经得知皇太极把自己密谋归降之事通报给袁崇焕，并颇有责怪之意。之后则一再表示自己归降之心是实，即“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云云。接着，他又说了三个之所以没有马上归降的理由及忧患： 其一，要等立功取信后才来，而目前还没有成绩。这话应该是虚应故事表白一下而已，可不论。 其二，由于皇太极已经开始和袁崇焕议和，因此万一自己归降过去后，皇太极和明朝和议得成，而明朝又和皇太极索要刘兴祚一般，把遣返自己当做与后金和议条件的话，他怕皇太极会因怀疑自己归降之心不实而将自己送还，如此则自己将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现在不敢归降。 其三，自己和手下归降之后，皇太极虽然任用，但如果不待之以荣礼，则自己将虽生犹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