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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建卫所，就需要有大批防军驻防，必须首先解决兵源问题，遣将籍军正由于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派遣24员将领分赴山西各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 (卷二二０，p3224～3225)。这是一次以山西境内民户为对象的大规模的征募军队行为。四个月后，即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诸将向朝廷汇报了籍军成果。 (卷二二三，p3264～3265)平阳府除了乡宁、岳阳、垣曲、解州四县外，从绝大多数属县籍出9卫军共50400人；太原府、汾州、辽州、沁州属县全部被籍，得7卫军共39200人。这次征兵除大同府、潞安府、泽州不及外，山西余境全被涉及，造成9万户人口较多的民户成为军户，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除了大规模籍军以外，明朝还“诏致仕武官自指挥而下，俱往东胜、大同等处置卫，人赐钞百五十锭” (卷二二○，p3228)。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所籍戍边人数很可能达不到“广置屯卫”的要求，明廷只好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其一是从数量上补充边军人数，即除了此次“籍选”成军外，还增加了谪戍“恩军”。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载，“初，靖州会同县山贼王汉等恃险聚众，据天柱龙寨，连接五开、龙里群盗为乱，乘间时出剽掠。命靖州卫发兵讨之，兵至斩获甚多。至是械棋首从五百余人至京，廷臣请诛之。上曰：蛮人为乱，何代无之，但诛其首乱者足矣。其余悉发戍东胜州” (卷二二四，p3278)。这些靖州俘虏就是发配边关充军的，是典型的“恩军”。其二是调整前一年新置卫的地理分布，以求平衡。改变军卫分布的原因中无疑包括了减轻军粮运输负担的考虑。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 (卷二二五，p3295)。按照洪武二十五年的部署，东胜地方本应增至五卫，可在实际建置过程中，如《明史》所说，“二十六年罢中、前、后卫”(卷四一《地理志二》，p973)，减少了三卫建制，仅立左右二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以当时的实际来看，实属迫不得已。因按兵制规定，东胜五卫将达28000人，后勤供应顿成问题。朱元璋原意是以兵农合一的屯田制就地解决供给问题，但从削减三卫的情形来看，东胜当时并未储足维持开置五卫屯田兵士所需的存粮。削减三卫不仅意味着减少了60％的戍军，更重要的是减轻了60％的往东胜运粮的负担，从边防布局上看也更趋于合理。对于这次重新设立东胜卫的意义，史称“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卷九一《兵志三》，p2236)。 五、东胜卫在明初边防中的作用 1. 东胜诸卫的设置起到了屏障河套腹地的作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河套之中自古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堡垒，明朝就不断有人在边论中引证这一现象作为以实兵占据并控制河套的依据。终明一朝，虽议者频频，但朝廷始终未在套中旧址驻兵屯守。其原因，除了实际困难之外，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就是明初在河套的控制线已越出套中，达到河外。从宁夏沿黄河到东胜一带均有守军，即使力量不强，在明初国势鼎盛的背景下，其防卫作用依旧存在。顾祖禹有“是时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卷六一《榆林镇》，p2653)的说法，其依据正是成化朝兵部尚书王复曾经追述的情况：“洪武间，东胜以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卷四０，p799)王复提到的墩台指的就是明初在者者口之类的地方所设的防御设施。对此，顾祖禹的记载是：“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于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卷六一《榆林镇》，p2681)者者口的具体地望根据《钦定大清一统志》所说为者者渡，“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北二百四十里，巴汉土尔根河入黄河处”(卷四０八《鄂尔多斯‧山川》)。所谓“者者渡” 就是“者者口”。巴汉土尔根河，汉译为“小黑河”，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240里，东流入黄河，其地约当今毛卜剌昆兑河。其余守御处位置与者者口情况类似，都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一些流入黄河南岸的短小河流的河口，同时也是渡口的地方。 原在河套内活动的北元残余历经近十年的战争，损失很大，他们向南无法深入宁、庆、延、绥，向北又有沿河边堡制约，相度形势，惟有归降明朝。在洪武朝，陕北、河套全为内地，加之沿河戍兵，边患极少。那么东胜卫本身作为这一新边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其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梁份评价说：“其地平衍，登望台瞭望，则一人匹马可见。夷皆远去，莫敢近者。盖东胜虽在山西偏头之西，实当河套之东北，河套既有三面黄河之阻，且有东胜为之重捍，故居腹里矣！”(卷六《河套》，p3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