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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帅此等跋扈于辽东和朝鲜的情形，在天启年间的京官姜曰广等二人出使朝鲜时就已有所知，因此这位黄户部黄中色到皮岛，并不仅仅只是来打理粮饷的，他还负有“纠察军务”的使命，如下文中将会提到的袁崇焕所言，他兼有监军之职责。对“纠察军务”这个使命，黄中色看起来很在意，而且也是在切实进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人尚算廉洁，也比较尽忠职守。他本人和其下属，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朝鲜官员问起皮岛部队有否骚扰朝鲜，这个举动，是符合当时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时，黄中色和毛文龙无论在政治和利益关系上，都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不属于毛文龙的北京关系网内，而且在纠察毛文龙虚报军兵数目、冒领军饷一事中，还有这位黄中色的一份，毛文龙自己所上的塘报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去看毛文龙的书信，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阔科之被擒获不是误入粮船那么简单了，也并非是户部官员黄中色多管闲事，竟然已带上了一点身负“纠察军务”之责的黄中色在设计抓捕后金使者的色彩： “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谎言”、“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 ——以毛信此处所言，黄中色和他的下属在发现岛上的可疑行迹后，大约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弹压，已发信要山东明军开始加强巡逻，同时招山东明军上岛，而后因为没有“确信”，所以无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龙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不容易抓到人，于是先撤回山东明军，同时声称自己的粮船要开回铁山去，实则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被毛文龙在皮岛军营的辕门外所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他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据此而言，这起事件就应该是皇太极使者来岛谈判之事业已败露，在黄中色或已经登岛的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不得不有所忌惮，所以抢先动手杀了马通事灭口，然后黄中色径自将阔科押回北京拘押，这既符合毛文龙塘报记载，也与王子登的书信中所述相符，而且也合乎情理。 只是这么一来，毛文龙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显然就很大了，皇太极知道后也肯定会因此指责他没有保护好后金使者。所以为了推卸责任，毛文龙在述说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中，肯定会做手脚、打埋伏，故而毛文龙信中所言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远比王子登的来得大。且只单是从马通事确实被毛文龙在皮岛所杀，而他却刻意隐瞒这一事来看，毛文龙所阐述的事情过程就是不尽不实的。因此，从各方的厉害关系以及毛文龙塘报中透露的马通事确实为毛文龙所杀这些资料上来看，王子登信中所阐述的过程，显然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远比毛文龙所说的要可信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