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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明了王、毛两人的信件内容，作书时互相之间并不十分知晓，是分别写给皇太极的，否则，关于此事的内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同时依这许多信内所提及的，往来信使是双方人员都有，信件时而由皮岛王、毛各自的家人、亲信送去后金，时而由来岛的后金使者带回去，且使者常需面传应对皇太极、王子登、毛文龙三家嘱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总兵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等等类似言语甚多，如此，则皇太极见信后必然会要使者与毛文龙面商事体，且使者往往在岛上一住便是十数二十日，又观诸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可知双方使者往来颇为繁多，如毛文龙书信是王子登所作伪书，这等事情却又如何瞒得过就在岛上的毛文龙？且做伪只能瞒得一面，无法两面欺瞒，更不可能三面欺瞒，尤其是如果瞒不过毛文龙，则其伪当时可知。 因此所谓的“伪书”问题，只看书信中叮嘱之内容，以及皮岛与沈阳双方使者此等来往情形、方式和频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东北、亚洲史权威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举集了大量的明、后金和朝鲜史料，尤其是记载极其详细，至于使者来往日期和人数、言谈举止都历历在册的《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他不但考据出了王子登入皮岛的确切时间，还详细论证了王子登在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亦认为，正是这个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归降谈判的中间人角色。 只是因《满文老档》之刊行，此后论毛文龙者十之八、九必提此书信，所以“伪书”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尘嚣日上。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仅仅是纯粹的猜想，并无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猜想。所以，毛文龙的这些书信，目前依然还是一件无法推倒的、他与后金实施归降谈判的直接证据。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文老档》之外，还有两件毛文龙与皇太极书的汉文原档也侥幸留存了下来，现存于台湾。今谨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于此，其中除略有残缺、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其内容与《满文老档》中所载之毛文龙书第五封一致，更可供互相印证之用。而此信中抬头的格式，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如果以毛文龙的说法，双方纠缠不休的这位皇太极使者阔科，又到底是怎么被那位管粮饷的黄户部黄中色擒获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黄中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在袁崇焕出镇辽东前，朝中不少大臣对毛文龙谎报冒领等事项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祯也对其所报有疑。在平台召对袁崇焕命其督师辽东后，恰好毛文龙又献俘北京，所以崇祯特地招兵部尚书等人前来问对道：“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当时在场的诸大臣中，就有“黄户部中色、王兵备廷式（笔者注：式应为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云。 ’”黄中色此处的表现，已可说明其态度之一二。而当时的大明属国朝鲜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君臣曾大为担忧，商议道：“毛帅若不得如前冒饷，则其势不得不责办于我，前头必有难处之患矣。” 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可以瞒得了北京，但在朝鲜、皮岛和辽东地方，是不太容易隐瞒的，盖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鲜过境者。而这位饷臣黄中色频繁来往于北京、山东、皮岛等地，加上皮岛将领也不是全都愿意和后金来往的，所以黄中色如果获悉有后金使者往来于皮岛，也并不奇怪。就是当时的明朝藩属朝鲜，亦有官员打算向黄中色报告的。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朝鲜官员郑忠信就飞报朝鲜国王曰： 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 当时的朝鲜和蒙古的部分部落，为明朝的左右手，对后金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所以和朝鲜的关系，是明朝外交上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毛文龙所部，屡屡在朝鲜境内威胁地方官员，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不是和后金军入侵那样大规模地进行，但数十数百人的毛军掳掠奸淫甚至欺压朝鲜地方政府，在朝鲜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据《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毛文龙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带家丁三十余人仗剑直闯朝鲜皇宫厥门，“拔剑突入，几至接战”，根本不把朝鲜国王放在眼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