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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花城之名早在辽代即已见诸记载，《契丹国志》“云中路控制夏国条”有“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卷二二，p211)。类似记录为官修《辽史》、《金史》所无，十分重要，以此可知五花城初建的大致时代和渊源。而且在蒙古五千户中，也惟有五花城之名见诸图籍，如《读史方舆纪要》之《榆林图》、《黄河图》，《边政考》图做武花城，而《河套志》则五花城、武花城并见，文字题注云在沙壕西。(卷四)其地望仍不够明确，惟诸图将此城标注于河套中东北角，并自东向西依次排列为东古城、金宿城、连城、五花城……这里的金宿城应是辽代的金肃城，早年也是重要的驻军之地。连城位于今托克托县黄河南岸，五花城在此西或西南部不远。 五蒙古千户所归隶东胜卫就意味着东胜卫在东北方向领有大黑河流域大部，向西南跨黄河管理了河套东北部地区。 鉴于大同都卫(后改行都司)边区是新近占领的地区，塞外仍有元军虎视眈眈，边防形势相当严峻，洪武四年三月，“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帅士卒，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营，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 (卷六二，p1197)。明军连续几年对北元战争均占上风，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分兵三路，大举北伐。中路徐达于二月到达山西，三月于土剌河战役获胜，五月初在岭北战败。这表明直到五年五月份之前的两三个月内，明中路北伐军处于优势，必定也给北元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元朝君臣图谋复兴的信心。然而到五月初，漠北战事急转直下，徐达军遭扩廓帖木儿、贺宗哲的联合进攻，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虽然明人声称“达固垒而收之，故彻侯功臣无死者，虏亦不敢入塞”(卷一九)，但实际上，漠北元军极有可能尾随而至。因为同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汤和等兵至断头山⑤，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 (卷七五，p1383～1384)。由此看来，洪武五年的失败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结果，而且其影响更为深远。明太祖放弃了大军远征漠北、以武力彻底消灭北元的想法，改为利用有利地形，保塞固守的防御策略，落实在东胜地区就是如范济所言将东胜卫迁往大同。 三、东胜卫内迁后的东胜州地区 从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到洪武五年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虽然明军岭北惨败，边卫内迁，但北元已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而且陷入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陆续投降明朝的，其中也包括来自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 (卷七六，p1401)。正是由于明朝放弃了以全面军事进攻消灭北元的战略构想，遂使明朝当时在东胜地区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军事机构的存在。限于自身力量，北元方面也无法对本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东胜成为明与北元共同影响但均缺少有效管理的特殊地带。于是在处理这批降人时，明朝只能采取迁入内地的做法。此外，边境地区大量居住的人口难以有效控制，对于当地人的人心向背，明朝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 (卷八五，p1516)。这次大规模的边民内迁，目的地在凤阳，所迁之民中除了边地汉人外，肯定包括了蒙古降户。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了经济损失，减少了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边民内迁实际上是对在沿边“只设千百户”、“不设有司”制度的补充，进一步强化了极边地区的军事色彩。 洪武十一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后，直至洪武二十二年间，明朝坚持固守边境的做法，长时间未向漠北用兵。此期由于东胜卫已内迁大同，原东胜地区的民户亦迁往中立府(今安徽凤阳一带)，因此东胜遂成为境外弃地，本属东胜卫担负的防御职责也不得不向南转嫁由河曲县承担。于是洪武十五年镇西卫要求将原来戍守保德的本卫军士改戍河曲，原因正是“其太原府河曲县接连东胜，乃险要之地，无兵屯守” (卷一四五，p2273)。河曲县北距东胜的距离尚远，从中可以窥见东胜卫内迁以后明朝边界向内收缩的程度。 四、洪武二十五年山西籍兵与东胜卫的复置 洪武五年以后，明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组织对北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明朝在沿边地区采取稳固边防的做法，巩固了洪武初年稳定下来的边塞线。及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盘踞辽东的纳哈出投降后，明与北元对峙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明朝再度深入漠北进攻北元核心地区，经过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和哈剌哈河两次战役的打击，北元元气大伤。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兵溃出逃时死于也速迭儿之手，部众开始大规模南投明朝，明朝终于获得了主动权。为了进一步稳定新拓边境地区的局势，巩固胜利果实，明朝一方面分派大将赴北边边地练兵，一方面派皇太子出巡陕西。在此基础上，明朝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对北边边防进行了重大调整。洪武二十五年三月，明朝向北方大部分地区派出将领分领北方各卫，对各自负责的防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惟对燕王辖区以及大同诸卫没有指定统辖将领。燕王情况较为特殊，此处不论。山西大同方面，同年八月代王朱桂就藩大同，但立即依靠他来管理大同边外军政事务并不现实，而且还缺乏相应的基础性建设。对此，朱元璋的想法仍是要众建边卫以固边防，重点就在大同以北的北元漠南故地的控制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