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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老满文是无圈点的，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到乾隆年间，能认识老满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录了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但目前已知的是，由于只得一份原档，因此其残缺部分比北京和沈阳的为多，且因为历史原因而当时无法补缺。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和各方的协助下，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 1000册为研究之用，名为《满文老档》。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条件，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现代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比较完整。 这就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斩帅公案（三）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满洲老档秘录》，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金梁先生为清末进士，在翻译过程中过于重雅训，因此虽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当部分译文已与原文文字有差异，甚至有抄录《东华录》的现象，是以时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孟森先生在查阅了原始档册之后，再谈毛文龙事时，也是只能提出一些猜测，譬如说其“词气据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来推倒档案所载之事。 那么，这个档案里有什么和毛文龙之死有关的东西呢？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档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内，有两册档案的名称都是《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里面是毛文龙和在皮岛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二人给皇太极的信，同时档案其它函、册内亦散落有多处毛文龙与后金相关的事迹记载。 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册书信档中，有七封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信，其余为王子登的，这些信起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正月，止于四月。 信内所谈，大致三件要事：议和、遣返双方收罗的降人和被捕人员、归降后金。 议和一事，并无什么可议之处。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皇太极后来又与袁崇焕开始商谈议和事，因此导致了毛文龙的一些抱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