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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西七卫有时不服从明朝指挥，即使是皇帝的命令，对它们也不具权威性。如宣德六年（1431），明朝对安定、曲先用兵，令安定卫指挥桑哥与罕东卫军从征，罕东竟违令不至。正统四年（1439），沙州卫都督同知困即来得到皇帝同意去哈密索要从沙州逃去的一百三十余家，哈密不还。明朝给哈密忠顺王直接下命令，依然不还。后来再次索讨，也只还了一部分。正统九年（1444），安定卫那南奔掠曲先人畜、帐房，明廷“遣官往彼追理，尔那南奔等肆恶不悛，复劫掠官军马驼行李”。罕东卫奄章部占据沙州，赤斤都指挥革古者接纳沙州卫叛亡之徒，沙州卫都督困即来屡诉于朝，朝廷“数遣敕诘责”，“诸部多不奉命”[18](P8561)。弘治八年（1495），甘肃巡抚许进遣人谕罕东卫助明军攻打据守哈密的土鲁番守将牙兰，罕东卫竟借故不来。 二、经济上 关西七卫的设立，对西北与内地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贡赐贸易中，贡使的往来促进了两地间的经济繁荣、生产发展，满足了西北与内地经济的互补性与物资流通的需要。七卫贡物多“马、驼、玉、速来蛮石、青金石、把咱石、金刚钻、梧桐 A 、铁器、诸禽皮”等物，为内地所急需或少见，明政府回赐物多彩段、纟宁丝、绢、钞等，均为七卫所缺之物。贡使到京，除回赐外，明廷有时还额外给赏赐。对七卫求讨之物，明政府大都允诺。在经济来往中，七卫获利更多，这是基于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厚往薄来”，“宁厚毋薄”的指导思想。明廷允许贡使利用进贡的机会互市，以携带的各种土特产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药材，满足了买卖双方的需求。七卫部众多数长年活动在草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流徒的游牧生活，他们缺乏内地农业民族精美的生产生活用具，与明朝的经济往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七卫经济上的支援和帮助，“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其听之”。七卫与明朝间的茶马贸易，使明政府获取了所需的大批战马，“以供边军征战之用”。罕东、安定、曲先、阿端、赤斤等卫，毗邻甘肃苑马寺在甘肃、青海境内祁连山南北所设的牧场，这有利于相互交流牧马技术，共同开发边疆。另外，茶马贸易也使七卫部众获取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茶叶。总之，关西七卫各民族通过贡赐贸易、互市、茶马贸易等与中原地区发生广泛的联系，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平衡了两地的需求。终明之世，七卫与明朝的经济往来形成了明朝与关西七卫关系的主流，形成了独特的贸易景象。七卫的设立，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文化上 关西七卫的设立在文化上的突出作用是促进了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关西七卫的主要民族为撒里畏兀儿、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儿、哈剌灰，除回回在元代就信仰伊斯兰教外，其它几个民族都信仰佛教。其中撒里畏兀儿的祖先甘州回鹘、黄头回鹘在宋代就信仰佛教，藏族一直是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至于蒙古族，元朝以藏传佛教的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宗室及上层无不笃信佛教，诸如速来蛮这样的威武西宁王等撒里畏兀儿统治者都是敦煌的功德主（敦煌莫高窟至今保存着速来蛮为功德主的至正八年的六字真言刻石）。他们的家属及蒙古部众也必信仰佛教。因此，撒里畏兀儿人仍是佛教徒。七卫设立后，各卫生活较为安定，也维护了西北地区的安宁，在和平的环境中，有利于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在七卫部众和其它民族的交往、融合中，佛教也得了传播机会。根据诸卫的宗教信仰，明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管辖。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壬申，建佛刹于碾伯南川，以居罕东卫部众。“立西宁僧纲司……河州卫番僧纲司”，永乐七年十一月，“设哈密卫僧纲司”。管理西番及撒里畏兀儿、哈密等族的宗教事务，加强撒里畏兀儿等族与中原文化方面的联系。 但是，明代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哈密也有不少伊斯兰教徒。以撒里畏兀儿为主的七卫部众已处在伊斯兰文化的夹击之下。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一样，其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当和平方式无效时，使用武力，进行所谓宗教圣战，其间，穆斯林和佛教徒的相互残杀是骇人听闻的。由于七卫大部分部众笃信佛教文化，这就必然要发生一场宗教战争，主要是穆斯林占据统治地位的土鲁番同以撒里畏兀儿为主的七卫部众之间的战争。《明史·西域二·曲先卫》载:“土鲁番复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时土鲁番日强，数侵邻境，诸部皆不能支”。当七卫不敌土鲁番的猛烈攻击时，他们冒死东迁，历尽千难万险，进入关内和祁连山腹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佛教信仰和相关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改信伊斯兰教的同族日益分道扬镳。东迁以后，在新的居住环境里，笃信佛教的七卫部众在与关内居民接触和交往的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在关内的传播与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