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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西王府，仿照明朝制度建立政府。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裁断政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将大西军编为一百二十营，各营设总兵为统率。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是大西军主力，中军王尚礼、前军白文选、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行政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作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虽然大西政权似乎已经稳固，但张献忠却连续犯了几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大西政权的失败： 第一，没有重视明军的残余势力，张献忠撤离重庆时没有部署多余的兵力防守，结果八月马乾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夺取了这一重镇，不久南明建立，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地主武装群起响应，如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地主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他们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而张献忠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明军这一重大威胁。 第二，忽视了生产，大西军虽然采取了如严格的保甲法稳定社会秩序，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恢复生产，而随着地主武装的崛起，大西的控制区域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遇县耳”。广大农民锝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如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恶果很快表现出来。 第三，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能取得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但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却脱离了群众，产生了天命思想和偏听谗臣的做法，这从他立“圣谕碑”及宠信汪兆龄可以看出来。 第四，出现了滥杀行为，有人说张献忠最初无意杀戮，是在地主武装蜂起的情况下“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但大西军在进攻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时不分好歹，实行”除城尽剿“的政策，认为“ 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错杀了不少无辜。又如张献忠在成都开特科时，某些士子“杀监兵数百”“黑夜造反，震惊都城”。王尚礼立即“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按理说事情可以完了，但张献忠一怒之下，将剩下士子定性为“诸逆”并杀之，这都属于滥杀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很坏的影响，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和困难，如“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后来也有后悔的表现，可惜为时已晚。 大顺三年，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和各路敌人的围攻，张献忠决定退出四川，起初准备从水路下湖广，但遭到明军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当大西军到达西充凤凰山时，有探兵报告发现清军踪迹，张献忠不信，自己带了很少的人马去打探情况，结果中箭而亡，年四十一。清军乘机猛攻，失去主帅的大西军人心涣散，被清军攻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大西军为了获得南明的支持而废除了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