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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建立初期，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辽朝，使出各种手段来争取辽朝境内的各族居民，对于契丹族等居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可是这种温和的政策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久随着耶律余睹谋叛而结束，取之而来的是猜忌和不信任，采取了对契丹族迁徙和分而治之的做法，比如在金太宗时，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居住。对契丹族自身的姓氏“耶律”“萧”分别改为带有侮辱性质的女真姓“移剌”“石抹”。防守边境的契丹人，金朝因为其畜牧业仍然是主业，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尽。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进行勒索。受到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有严重的兵役，这次起义的导火索就是海陵王倒行逆施，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贸然发动对南宋的统一战争，大批契丹人被抽调上伐宋前线，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但是使者不敢向海陵王汇报，而海陵王仍然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契丹族军民不胜兵役，发动对金朝统治者的大规模起义，起先领导者是撒八，后来代之为移剌窝斡，多次击败金军的进攻。我们以往说金朝的起义多次只是注重汉族人民的一面，实际上纵观金朝历史上，最大的起义就是这次契丹族的大起义，后来金世宗即位，面对着南方的南宋有北伐的威胁，金世宗还是把战略优先选择在打击契丹族大起义上，当时的一流将领仆散忠义 纥石烈志宁 完颜宗亨 完颜谋衍 夹谷清臣都被投入战争一线，在金军大军压境和金世宗频繁发布诏书进行招降进行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契丹族大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是金朝女真族和契丹族关系的分水岭，使原本不和谐的两族关系更加紧张。这个稍后还会进一步分析。 金世宗时期的北疆经略 金世宗即位后，以海陵王为戒，对内发展生产，缓解民族矛盾。对外与宋朝签定“隆兴和议”，南方安宁，金朝逐渐发展起来，造就一代“大定之治”，在国内和国外形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金朝逐渐重视对北方蒙古高原诸部落的经略。这除了蒙古诸部在金熙宗时期对金朝造成的边境紧张有关系外，还于西辽有着微妙的关系，上述在契丹族起义中，有不少起初想投奔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而西辽政权起初就以“恢复故国”为终极目标，在耶律大石西征的组成名单上“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柴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纍而毕十八部王众”可知漠北的不少部族是其中坚力量，而西辽早期也曾经付诸行动攻打金朝“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敌刺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副之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声势浩大，但是却“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而西辽在漠北诸部影响也较大，不少部落“受其所降牌印”。连南宋也想与之联合伐金，“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丙子，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挺及留正议之。”对于深谋远虑的金世宗来说，对于西辽这样一个不可忽视而又与自己有“世仇”的政权，始终保持警惕态度，深恐其卷土重来，与境内的契丹族遥相呼应。因此，对蒙古部落的经营必须提上日程。 金朝对北方的经略是以派大员进行招抚和军事打击与边境修筑界壕相结合的策略，参考了女真族和汉族的传统手段。大定三年在平定移剌窝斡之乱后，派遣完颜守道对北方进行经略，在《金史》之《移刺按答传》记载“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按答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城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世宗纪》记载“五年正月，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六十，驻兵万三千”《阿勒根彦忠传》作置堡戍七。与《世宗纪》颇不同。接下来是数位大员的连年征讨与招抚，如移剌子敬，《金史》记载其“子敬尝使宋，及受诸部进贡，所受礼物，皆散之亲旧。”可见其对北方诸部进行过招抚活动。移剌按答，前已述。完颜宗叙“（大定）十一年，奉诏巡边。”纥石烈志宁“（大定）十一年，代（完颜）宗叙北征。”数位大员有的是女真勋贵，有的是与女真统治者结合密切的契丹族成员，或多或少与镇压契丹族大起义有关系，他们对北方情况熟悉，是理想的人选。效果也逐渐呈现出来，大定十二年“阻珝来贡。”北方趋于稳定。十五年“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在《金史 粘割韩奴传》记载“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耶律）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正式脱离西辽，归附金朝，显示招抚活动确实达到了效果。十七年，诏两路招讨司及乌古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路分定堡戍，具数以闻。十八年，开始令部族与诸乣分番守边，二十一年，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关于世宗修筑的界壕水平如何，朝臣有过议论。《纥石烈良弼传记载》：“参知政事（完颜）宗叙请置沿边壕堑。良弼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李石传》记载：“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 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可见对于界壕和传统的长城一样，对其作用效果如何有着怀疑，“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隄。”而且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大定五年诏泰州、临潢接境所设边堡七十。及是年胡失海所议筑之堡二百五十，皆未尝实行也。”对于长城和这样的界壕究竟达没达到统治者理想的防御状态，更何况是这样并不完善的界壕体系，个人认为只要政治稳定，边境上有着一定数目的军队还是可以起到一定防御作用的，王国维先生评价的很中肯“然使金之国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时，又非有强敌如成吉思汗，庸将如独吉思忠、完颜承裕，则界壕之筑，仍不失为边备之中下策，未可遽以成败论之也。 ”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继续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金朝予以“回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