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乎？崇祯帝为灭明尽了最大的努力(5)
然而，当此事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崇祯帝不仅没有丝毫敏感性，反而表现出根本不顾全局的，近乎疯痴般荒唐的意气用事。听完太监杜勋诵读的条款，崇祯帝问首辅大学士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43。”他居然要魏藻德”决之”!本来决策权在皇帝，大臣只能够建言献策，这在王朝中是一个丝毫含糊不得的原则，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崇祯帝居然要一个臣下替他”决之”，明摆着一副推卸责任的姿态!对此，魏藻德不应该不清楚。他魏某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崇祯帝绝非没有主见之人，皇帝平日里有主见得到了猜忌自用的地步。现在要他魏某人决策，不是推卸责任又是什么呢?
同样，魏藻德也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崇祯帝草菅大臣性命的狠劲：最为他献言献策效忠的袁崇焕，陈新甲等人都落得什么下场?要是为他”决之”，落得个谗言惑主”偏安”的名声，能保证保哪一天不被拉出去当替罪羊宰了吗?
无怪乎，魏藻德的反应是一言不发。魏某人固然懦弱自私，但却不值得深责，因为，权力和责任成正比，应为国家命运担当首要责任的并不是大臣，而是国君崇祯帝!在这样重大的关键时刻，他作为国君不愿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他还做什么皇帝呢?史学界提出：崇祯帝考虑到，如果接受和谈，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如果这真是崇祯帝当??有”偏安”之嫌，但若拒绝和谈，明朝即告灭亡，试问，”偏安”和亡国的后果，那一个更严重?”偏安”和亡国的罪责，哪一个更重?”偏安”是坏名声，”亡国”又是好名声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偏安”的好名声导致了亡国，这样的好名声又有何意义!?真是糊涂透顶！
崇祯帝大错四：无情无义，虚荣苛暴，妄杀忠良
其三，在人事方面，他不知人，不善用，疑人而用，用人而疑，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偏听偏信，推卸责任，虚荣虚伪，苛暴凶残……几乎犯尽了用人待人之大忌，丧尽了士气人心。在做人（己为君之道）方面：徒有小德而无为君之大德。
崇祯帝非常勤政，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办公，晚上批阅奏章直到深夜，他也没有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他在位期间，皇宫中很少举行宴乐。比起历代明朝皇帝，再吃穿住行方面，他都是最节俭的44。
崇祯帝的勤奋和节俭，在其即位之初，当然为大臣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但是当时明朝的腐化，奢靡，颓废的风气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而且，要在化解当时面临的危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所以，崇祯帝以上作风之“德”，只是“小德”。能够化解危机，维护明朝统治之“德”，才是“大德”。崇祯帝恰恰是一个有小德而无大德的人。
表现之一：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明朝崇祯期间，时逢大饥荒，农民大规模造反和满清入寇，为应付危机，国家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崇祯时期，明朝由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百应两千万两以上（万历初年国家随处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45。由于财政困难和腐败，军饷不到位的问题当时时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宁远这样的国防重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46。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的建议。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皇帝有没有钱呢？信史上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
当时的危机，急需要崇祯帝挺身而出，果决慷慨的把皇家的钱拿出来救危解困。如果那样做，势必极大地鼓舞人心士气，皇帝以身作则，也会有效地带动百官为国家捐钱。
但是，对袁崇焕的建议，崇祯帝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直到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在即的时候他才拿出了一些自己的钱，但为时已晚）。
作为君主，国家危亡在即，应当倾尽所有的救国为先，自己破费又算什么？只要江山保住了，今后有的是聚财的机会。不知崇祯帝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舍不得的？退一步来说，爱财私心，人常有之，皇帝舍不得出钱就罢了，可是他又作出了更蠢的事情：他自己不肯出钱的同时，却再三逼迫大臣们出钱。为了逼出银子，他甚至把老资格的大臣投入监狱。直到李自成军兵临城下时，他一度还是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反倒发起了最后一轮逼迫官员捐银的“攻势”：48他下令说，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各官务必要捐赀助饷。最初的结果，应者寥寥，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曹化淳各捐5万两，大学士魏藻德竟只捐了500两。见此，崇祯帝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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