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弱国无外交，但连自己的外交部都被外国军队捣毁，这样的羞辱，在世界外交史上还是罕见的。1900年的中国，就蒙受了这样的羞辱，入侵北京的德国军队捣毁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在这一中国最高外交机构内大开杀戒，屠戮义和团和平民。当年出版的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就用一幅木刻画记录了这一刺在中国龙脸上的红字。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德国水兵大肆杀戮的屠场，就在总理衙门正中的匾额之下。这块匾额上题“中外禔福”四字，“禔福”就是福安之意，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在一个向来自居为中央帝国的政权核心，匾额上不宣示皇恩浩荡、威恩远扬，而只是祈求平安无事，这也是晚清政权心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现代外交，实源于“总理衙门”（或简称为“总署”、“译署”）。1860年12月,在列强逼迫之下，恭亲王奕訢等上奏善后事宜六条，首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以解决“外国事务, 头绪纷繁, 若不悉心经理, 专一其事, 必致办理延缓, 未能悉协机宜”的问题，“俟军务肃清, 外国事务较简, 即行裁撤, 仍归军机处办理, 以符旧制”。熟悉洋务的奕訢等人，既要办事，又要避嫌，用心煞是良苦。未几，1861年1月12日，咸丰准奏，一个有别于中国历代的礼部和理藩院，又有别于系统完整的外交部的怪物就诞生了。 总理衙门选址在北京市内东单北大街（原称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49号（原20号），原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原宅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状如“刀把”，大小房屋计百余间，故改作衙门后，只是将原旧式大宅门改建为符合署廨形制的大门，未加添建。大门坐北朝南，门前立四柱三间三楼式牌楼一座，正中就是这块后来目击喋血的“中外禔福”匾额。进大门为南北向的通廊。以通廊为界，分正院、后院、西院、东院和“刀把”院五部分。  总理衙门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外交机构，其组织结构效仿军机处，主要由总理大臣和章京组成。总理衙门的内部组织由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及清档房、司务厅组成。总理衙门的办事制度与清朝其它机构不同，采取分属办事，即依照清政府各衙门的职能，把从各衙门抽调来的章京进行分工。 总理衙门虽在设立的初期为临时机构，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不仅已不可能裁撤，而且还不断加强，成为一个小“国务院”，不仅掌管与各国订约并负责执行，还要负责通商、关税、外人在华传教、招募华工、边疆事务、海防水师、船务、军火、机械、电线、铁路、矿务以及练兵等洋务项目。在当时以“洋务内阁”著称。尤其下辖海关总税务司，垄断最“肥缺”的海关税务权----清末的海关，多实权多掌握在洋人手中，一方面是国家利权丧失，另一方面倒也免了被满清官员贪渎所侵害，其中酸楚，后人难以尽言。 庚子年动乱，义和团及清政府因仇外而导致对外国使团进行暴力攻击。对外交机构的攻击，是西方诋毁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践踏外交准则比攻击传教士更为恶劣，违反了国际法精神。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传统，但此一传统是否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是有大疑问的。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省首府济南屠杀了6123中国军民，中国外交官蔡公时也被割鼻、削耳、剜目惨死，相对而言，东方民族对所谓外交原则的尊重要远逊于西方民族，不大讲究“费厄泼赖”（fairplay），所以我们一些少壮派军官写本〈超限战〉的书，也会引起西方的很大震动---当然，鲁迅先生有专文论述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德国人对总理衙门的仇恨，来自于被清兵枪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von Ketteler)事件。限于篇幅，关于克林德事件，另文叙述。总之，德国人因这一震撼外交界的“血债”，得以出任勾心斗角的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德国远征军出发时，德皇也亲至军港送行。可以说，克林德事件给了刚刚强盛起来的德国在远东大打出手、“建功立业”的机会。八国联军中军纪最差的、最暴虐的，就是这支“优秀人种”日耳曼人的军队了（相比较而言，八国中日本军队是军纪最为严明的，当时得到了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的肯定，这也是出于我们中国人的意料之外的，可见历史的复杂）。 及至八国联军撤军，《辛丑条约》签订，列强认为机构臃肿的总理衙门不能有效地处理突发外交事件，因此不惜越俎代庖帮助中国进行“机构改革”，在条约中明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与列强的外交，另设商务部、学部、实业部、铁路局、陆军部、海军部等机构来分摊原总理衙门的部分职权，从而使各机构更加专业化。自此，中国外交在持续的耻辱中开始了艰难挣扎，直到数千万同胞的热血牺牲换来1945年的〈开罗宣言〉，才在国际法上确定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是内战结束的1949年）。 百载之下，我们再来看看我收藏的这张德国水兵捣毁总理衙门的画卷，唾面自干果然是需要绝大的勇气，更需要绝大的牺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