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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军经商、走私的由来，类型、范围及其程度 清朝前期，鲜少清军官兵从事经商、走私的记载。但清中期以後,经商、走私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1、清庭支持和允许的集体性经商活动。 这类经商活动主要是出於救济贫困旗兵生活、补贴办公经费的需要，其资本金最初亦由清廷中央财政拨付。如1729年，清庭为解决旗兵的生计，缓解驻防八旗的财政困难，发给各驻防部队一笔“生息银”，由将军、都统、副都统负责管理。一般将军所统驻防兵拨2万两，副都统所统驻防兵拨１万两。 按照规定，上述银两应在旗兵家有红白之事，需要用钱时赏给他们，或供贸易及借贷之用。驻防八旗将领大都采用经商获利，给旗兵发放利息的办法。 如广州将军将其以2.5%的利息贷款给盐商，又开设由满人经营的当铺，买地租给汉族佃农耕种。福州将军则用这笔款来开当铺，换取银钱和杂粮。 荆州将军用自己支配的钱开设了2个当铺、10个官办店，收取2%的利息，救济贫困旗兵。 清廷通过中央财政下拨的银两数量并不多，所带来的利息和经商利润十分有限，满足不了各驻防八旗的需要，一些八旗将领便开始打起军费的主意，通过挤占挪用军费来取得经商资本金。 1820年，广州将军把军队经费中的4.22万两银子以1.2%的月息贷给盐商和当辅经济人，每月得息555两，供给1111名无米养育兵。 1822甘年，广州将军又挪用营马管理节馀银1万两，以2%的月息贷给盐商和当铺， 每月得们佞20两，用来支付武生入京科考旅费及领催、前锋、笔贴式的上京费用。有的时候，驻防八旗部队乾脆通过出租军用公共建筑和土地的办法来直接获得利益。 1682年，广州将军便开始出租远离驻地的分散房屋。1764年，出租范围扩大到驻地内的房屋、土地、鱼池、荒地乃至厕所。上述经商活动多受到清廷的支持，并局限於驻防八旗部队之中，范围小，涉及的资金有限，赢利大多并未被揣进将领和经手人个人腰包，而是用於补贴旗兵及家属生活，或是用来支付官兵的出差费用，有明显的福利救济和办公经费补贴性质。但这种既合理又合法的行为开了清代军队经商的先例，而且允许军队动用军费和军用财产从事商业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客观上扰乱了军队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军用财物的大量流失和损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清廷和各级将领始料不及的。 2、各级将弁支持的集体性非法经商活动。 设这类经商活动大都发生在较少受到清廷特殊关照的绿营队伍中，清代中、後期，政治腐败，世风日下，一些贪婪的绿营将领为中饱私囊，绞尽脑汁利用手中掌管的人力物力经商捞钱。其具体做法：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清军将弁往往借平时巡防或军队调动的机会，动用战船、车辆运载货物，或从商人那里获取运价脚费，或自己直接售货得利。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 二是派士兵外出经商谋生，而将其饷银克扣归己。按照清朝的规定，属於绿营系统的京师巡捕五营之中，各级将领都可以占用一定的兵额。”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叁、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以备平时巡护府衙，役使差用。 至道光、咸丰年间，将领占用兵额的数量“多至数倍”，且大多并非供其差役，而是将“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名为署差” （２）亦即让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谋生，将领趁机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署差”的士兵。对这种变象经商牟利的手段，各省绿营将弁大都竟相效尤，成为朝野咸知的军中宿弊。 上述经商活动皆严重违背清朝军律，但因其收入或为将弁们迎来送往、送礼宴饮之用，或直接落入个人腰包，成为其灰色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受到各级清军将弁或明或暗的指使和纵恿。多年相沿成习，难以取缔，竟获得了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 3、官兵个人的非法经商活动。这类活动亦属明令禁止之列。 但甘因为清中後期八旗，绿营士兵和低级军官经济地位急剧下降，仅靠每月有限的薪饷，难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不得不私下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统兵将领深知内情，也往往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私下经商者数量也不少。如太原驻防“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３）在非法经商的同时，窝盗为匪，坐地分肥，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社会秩序。与八旗兵相比，绿营兵薪饷更低，大都仅够个人糊囗，不能兼顾家属，因此违禁“兼习手艺，或做小贸供籍帮贴”的现象也就更加普遍。清军中也有部分兵弁盘剥重得，私放营债，甚至开赌抽头。在赌风极盛的广东，“乡村草 ，到处聚赌，因之文武弁员皆有规费”。咸丰年间曾有“署新会江门汛千总梁北咸与武举陈元功，以争索赌规，互相把持，至於聚众斗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