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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蓟门外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分别于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而导致了最终不可收拾的局面。 其实，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也不难，只要听阎鸣泰在“宁锦大战”后的一句话：“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个谋略高深的断言和预言，熊廷弼、王在晋、高第、孙承宗、王之臣、阎鸣泰都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他们或坚壁清野力主据守山海关“雄关天险”以待，或适当策应东江镇将锦州“悬为虚著”，让后金在灾荒之下惨状的出现，或可不费一兵一卒而灭后金全族，或可乘其狗急跳墙来攻打关宁防线之际断其后路而将其主力全歼，孙承宗还具体提到过战术安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绝不能因为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挠动乾坤半壁”，空耗明朝宝贵的财力和军力，当然这种谋略不是袁大人这种资质能企及的。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可见明朝财政危机是多么严重。 明朝为了边事加征辽响，崇祯更是对袁崇焕全力支持，崇祯凑足辽东的军事开销很不容易，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出关时，获得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以前王在晋要修建一座重城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而袁大人不仅要把锦州恢复了，还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那要花多少银子？估计还没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广宁，不用后金动手明朝就完蛋了，他这样哪里是“五年平辽”，完是是用银子在“填辽”，最终的结果只能加速明朝财政危机的不可收拾。可见袁崇焕以他“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辽方式确实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朝廷不但要出军饷、粮饷、修缮城池的银子，许多时候还要接济辽民、完善抚恤…… 当时在辽事的处置上唯有“坚壁清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至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坚壁清野”的政策在1627年已经致使后金经济状况异常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惨遭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又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恶化。皇太极即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上就处于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每斗米价银八两，可即便有银也买不到东西，故银贱而东西昂贵。一匹好马值银三百两，一头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要银一百五十两，一疋布要银九两。东西如此之贵，又买不到粮食，出现了“人相食”的可怕景象。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太宗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六月。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此时的后金所面对的是山海关关门外杀机四伏，蒙古虎视眈眈，在辽南还经常遭受毛文龙的偷袭，甚至赫图阿拉都受到威胁，而朝鲜更是给毛文龙提供军械、军饷、粮草，还划出“闲田”为其收留的辽民屯田。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 由此可见，“坚壁清野”的政策确实奏效，这也是之前天启帝同意了王在晋的“重城计划”，孙承宗也否决了袁大人要过早恢复锦州的意见，王之臣更是在宁锦大战以后撤离了锦州，而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当时的皇帝和大臣都是具备相当战略眼光的，可袁大人例外，他心中既无国家的大局，也无具体在攻守战术上的常识，在这么多反对意见下要去守锦，还违抗高第的命令，不放弃宁远以等待后金主力来到山海关城下，当海河冰封融解之时“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袁大人死守宁远，且不准觉华岛的军民和物资在海河封冻以前安全撤退，最终葬送掉了觉华岛上万余军民和物资。 从1622年熊廷弼“坚壁清野”开始，明朝的辽东防御经历了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经略或督师，最后到袁大人放后金入蓟门足足有7年时间，在从1622年到1629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袁大人出了大问题。 而袁大人督师出镇督师山海关并总领蓟、辽两镇的时间从1628年八月才开始的到次年的十月，仅一年多一点皇太极就蓟门入塞了，前面那么多年都没有的事情，怎么袁大人一掌握辽东镇、蓟镇、东江镇的极权就发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权力最大他连巡抚都请撤了，他银子费得也最多，受皇帝的支持和信任也最多，大话更是多——“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等等，但却皆一一落空……造成他等等错误以致于最终不可收拾之局面的原因就在于他擅杀了辽东战局中的中流砥柱毛文龙。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迫使后金回师沈阳。 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后方吃紧使努尔哈赤被迫回师沈阳。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皇太极被迫撤军。 毛文龙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毛文龙还曾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后金的都城沈阳周围都遭受毛文龙的威胁，连努尔哈赤都要连夜躲避，这是什么样一种威慑？若后金大举出征，那后方还不被毛文龙翻了天了？有这种敌手“慑于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心思远征吗？ 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可没有了毛帅，辽东战局就急转直下到了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擅自“斩帅”所赐。 袁大人的谋略水准和蒋委员长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一败涂地，而蒋委员长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给其留下了永远的疮疤……而蒋委员长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从战术上讲，孙承宗知道等着敌人来犯宁远时可绕到锦州方向去断其后路而“横击之”，可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袁大人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关于袁崇焕其人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个人并不具备什么雄才大略，虽算不上什么汉奸或奸臣，但却是一个缺乏谋略和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决非什么军事家或名将，他虽在守卫城池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可其他战略战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守将却非帅才。在明朝辽东战局里他发挥了守城的作用，但却出了不少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也因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为自己悲剧的划上了句号。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在明朝深处财政危机之时，崇祯殚精竭虑拼凑起来的财力过的多消耗在了宁锦防线上，但这条防线却从一条“郑国渠”演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继而再形成一个“死局”将明朝所剩无几之的军力大多葬送进去了。之后，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袁大人诸多错误谋略形成的巨坑过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后的财力和军力，对于当时本来就虚弱的朝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为对明朝灭亡来说，虽算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熊廷弼“坚壁清野”的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为他喊冤。而同样是“传首九边”的袁大人就迥然不同了，他采取了与熊廷弼完全相反的策略，并且为后金从蓟门入塞创造条件，结果是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军民，只对得起后金，当然也就无法对得起自己了，先遭凌迟处决再“传首九边”，连他的亲信也上言要斩他，而为他喊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袁大人只对得起后金，后金也称颂他为“英雄”，袁大人的形象在满清御用文人捏造的伪史里异常高大，而此时正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期…… 乾隆的文字狱很变态，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内,全国各地就查禁了2621种书。连他父亲和祖父的书都不放过，可见乾隆的心胸之狭小，对虚名之看重，简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那么，在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里，怎么可能让一个打伤了努尔哈赤、抵抗过皇太极进攻的明朝将领在伪史里成为一个异常高大的形象呢？这本身就很诡异…… 其实袁大人异常高大的形象是满清御用文人作为讨好乾隆这个自大狂而编造出来的那个“反间计”之陪衬。这个虚构的“反间计”则是要迎合宣传满清入关顺理成章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以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和稳固满清反动统治为宗旨的，这也是满清搞了几十年文字狱的真正目的。 袁大人是在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年代被满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来的，他被满清御用文人作为一块为了阿谀奉承皇太极而诋毁和贬低崇祯皇帝的砖头出现。满清御用文人先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手法先将袁大人拔高成一个“完人”，然后捏造了“昏庸”的崇祯去中皇太极的“反间计”，最后使得袁崇焕“冤死”。这样一来既说明了皇太极的“睿智”，又反衬了崇祯的“昏庸”，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功效，也让皇太极在伪史里“报了仇”。满清御用文人所需要的效果是袁崇焕的形象异常的高大，死得也悲壮凄凉。越是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案，就越显得崇祯的昏庸无能，越让人感觉满清入关是顺理成章，是明朝气数已尽，让当时被压迫和奴役的汉民感觉满清确实是一个顺应天理进驻北京的天命王朝，以此来稳固其统治地位。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关键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袁崇焕被不切实际的拔高成为明朝“中流砥柱”的时候，让崇祯由于“昏庸”而自毁长城，让人感觉明朝是自取灭亡的……这样，后人在惋惜明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时，自然会把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反清复明”就显得不伦不类了，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扼杀朱姓王朝后人的号召力。这是满清御用文人之所以要在文字狱的时候捧出袁崇焕的核心理由和用意，其实质还是为了帮助满清进行反动的罪恶统治。 满清的文字狱是满清残害明朝士大夫的一种刻毒手段，这对明朝时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的“西学东渐”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它结束了明朝士大夫阶层和西方交流的黄金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根本性的阻碍作用，而更为可悲的是在高压之下成就了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文化氛围，催生出了可耻的奴才文化，这种文化和满清的农奴制是呼应的，体现的是满清在文化和生产关系上的双重反动。 凡是无限拔高袁崇焕的人，其实都是沿着这个伪史的反动路子在走，到底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各自心知肚明……当然，更有不少满遗分子混杂在挺袁派之中，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实在是非常可恶，他们和几百年前那些奉行奴才文化的满清御用文人一样卑劣和下作。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为袁崇焕叹息，他作为一位抗击侵略者的戍边将领，生前犯了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失误而导致明朝越发艰危，死后又被侵略者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对于袁崇焕的问题大家要客观和冷静的看待，大家记住他的抗清作为可以，但同时也要清楚的看到他确实有不少战略和战术的失误，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缺失，在明朝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充当了败笔的添加者，他的死不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而是一个他个人因为自己失误而造成的悲剧。他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在孙承宗守辽后获得的均衡被破坏了，对辽东战局以后的急转直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