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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兵伐谋：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上尚且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目的）、术（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皇皇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其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因其极端,所以必须未雨绸缪（Pro-active），必须要有开放向外的视野。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如能免于被指“李二先生是汉奸”就该加额庆幸了。 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甲午战争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