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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 他吸引儒士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当然，他选择了可能对他的管理有用、特别是关于治国和历史的文本来翻译。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性，因为他鼓励翻译的资料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想对汉人学者产生影响力，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儒家经典的翻译。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和《书经》，都被翻译成了蒙古文。其中一本书名为《大学衍义》，是由他的儒士幕僚真德秀翻译的。该书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忽必烈把这些文献介绍给蒙古精英分子，就等于向汉人表示，他是尊重儒家思想的，他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他支持的其他翻译项目还有窝阔台和蒙哥统治的历史，汉文叫《实录》，还有他自己敕令的汇编。忽必烈想通过促成一批汉人政治和道德经典的翻译来感化汉人。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目的，他建立了蒙古翰林院，把他自己的法令和规章制度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 忽必烈招募并供养了一批热心于新儒学的饱学之士，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讨好这个越来越显要的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把"教化"北方游牧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许衡就是这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被吸引到了忽必烈的宫廷，而忽必烈也被他所吸引。许衡后来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他已经在姚枢和窦默的帮助下，接触了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同样也是这两位大师把他引荐给了忽必烈，到1267年，他便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在他的任期内，许衡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蒙古人和中亚人，并借机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批异族人，而正是这批人在统治中国。作为一代名师，许衡强调个人要献身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对蒙古统治者非常有吸引力。更使忽必烈和元廷高兴的，是许衡的务实精神。和其他许多新儒家不同，他在写作或演讲中不尚空谈。他之所以在蒙元朝廷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重视玄谈或者形而上的空谈或’高层次问题’"。相反，他只是像长辈那样向忽必烈提出有用的忠告。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则逸事，忽必烈坚持要许衡对他直言相谏，即使这样的诚实使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批评，也没关系。当许衡刚刚进入忽必烈汗廷为官的时候，朝政由王文统所把持，而王文统绝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精于财政管理的精明官员。实际上，他试图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削减朝中儒士的权力。他敦促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样将有效地阻止他们把持政府管理职能。三人都知道王文统的手腕，于是都婉拒了任命，暂时退出了公职。1262年，王文统被他的女婿李璮的叛乱所牵连，被处以死刑。忽必烈召回了许衡，并批评他说，他不该不站出来说话，反对王文统，并说："是时，卿知之（王之错咎），因何未言耶？是儒学使卿行事若此耶？抑卿未服孔子之教而行事若此耶？往者已矣，望卿勿复错。是则曰是，非则曰非。" 忽必烈确信，这样的态度将会赢得他的汉人幕僚的好感。同样，他对传统的撰写前朝历史的积极反应肯定也得到了儒士们的交口称赞。儒家思想强调以过去的历史人物为行为的向导，这一直是这种官方修史的推动力。王鹗早在1234年就已经写出了金朝败亡录，1261年8月，他建议元廷搜集亡金和亡辽以及早期蒙古统治者的史料。他重申了以史为鉴和鉴往知来的传统中国史观，认为过去朝代的优缺点可以成为宝贵的借鉴。他暗示忽必烈应该效法过去的伟大皇帝。为了保证适当的资料编目和档案管理，王鹗建议设立史馆，与传统的儒士翰林院合并，这种组合"显然想利用翰林学士的影响力……加快这个历史项目的完成"。新的机构被命名为翰林国史院，负责汇集实录资料，然后编撰辽朝和金朝历史以及元朝忽必烈先辈们的历史。忽必烈虽然表面上对修史并不像他的汉人幕僚那样热情，但是他仍然批准了王鹗的建议，并同意建立国史院。他的目的看来是要安抚汉人儒士们，因而他得表现出愿意遵从他们的学术传统。无论忽必烈的动机如何，王鹗招募了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